一

我突然发现，那些晦涩的文章不是翻译的问题，而往往是源语言本身的艰深性。

而以往遇到难懂的文字时(哲学方面)，总认为哲学家有流畅的表达能力，晦涩的部分总是翻译家的矫造，现在发现并非如此。

译作，尤其是法国的哲学译作，普遍的地携带一层晦涩的面纱。我读过“我知道什么”系列的三本书，无一例外半途而废，那时一直以为是译者的水平拙劣，直到在另一本书上看见麦克斯韦的评论：“法拉第以其…从而避免了法国思想家的方法。”而最近读的另一本《符号学原理》，译者在前言里交待了法国思想著作语言的“诡异”。于是我意识到了法国思想界这种危险的风格，在向那些贸然批评的译者致歉同时，我那些必须深刻抨击这种流行于思想界的“故弄玄虚”之风弊。

请原谅我的针锋相对，法国作为大陆文化之代表一直在文化领域同英国较劲。一些同义的表达非要生造另一些词作替代。最初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厘请术语和日常生活用语间的混乱，可到后面就变了味，变成“术语癖”，迂腐铺陈辞藻。

观念的传达自然是基于语言的。过多的生造词表述，不符合语言习惯就无法帮助学习者的思想。这考验表述者的能力，能否将头脑中的思维表达/翻译成通俗的语言，而非恣意使用冷僻怪异的生造词。这就好比是强迫环境来适应你而非适应环境，绑架了大众的思维。

这种流弊很大程度源于拉丁语系的易塑性，从词根中，从缩写中，从片段中拉出几个字母，拼拼接接凑成新词，这过分容易了，从而丧失语言的高贵性。语言是不应任意修改的，也经不起这样。就像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有立法与司法解释两种方式，为什么我们更倾向后者，正是因为法律要用相对的稳定来树立它的权威，而语言同样需要稳定，因为它是全社会的共享，我们应向语言中编入更多的义项而非像加佐料一样东添西凑，那样只会让它得臃肿而无用。

法语就受了这样的糟蹋，不断加入自以为高贵的新词，却脱离大众脱离实际，结果反而变得无人问津，即便是宝藏也被永久尘封。

在这方面，汉语做的是相当出色。由于文化的庞大与系统，任何细小改动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免破坏整体的和谐。就算做不到画龙点睛也决不能画蛇添足。一粒老鼠屎是真的会坏了一锅粥的。我们对待这份遗产心存敬畏。诸如徐光启、李善兰这样的数学家，在引介外国数学概念时并不非简单音译，而是联系在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之后，联系汉语的特点，在不触动体系原本完整与工整的前提下，发明出新词，而这些恰新词，事后被证明与原来体系完全兼容，非常恰当。好的翻译可以与接受者的思想无缝接合，极大地帮助概念的吸收消化，而对于基础性的概念，这点尤为重要！

这种深思熟虑不无原因。客观上，汉语相对保守与规矩，容不得我们的不当、过分修改，否则一个人模狗样的词出现，人人用不习惯，久则弃用，自然淘汰。主观上，我们对于汉语的敬畏与尊重，道德般约束着我们，不敢有丝毫亵读。

二

似乎那些小成的半瓶子学者们，为了显摆自己能 力，惯用华丽的，极尽多样的词藻堆砌文章，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掩盖了重心, 让人通读仍摸不着头脑。真正的语言大师能用最适宜的方式让外行人(科普对象)肯听、想听、听得懂。故钻词藻之工之巧，免不了偏狭小气，难成气候。

我当然不是否定那些散文诗歌，那些文学性的文章特色、重心在此。我所针对的就是科学性的文字，既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华而无实。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讲出道理，才是最高水平。

其实本没有什么艰深的道理，只有艰深的表达。

三

传情达意汉字最宜

再抽象的概念，必然源于感觉(不管经过多少层抽象后)。如果这抽象概念的本身就用一种有能引发人们感觉的语言表达，那么概念自然融会于心。

没错，我说的就是汉语，作为世界上寥寥无几的表意文字，不知胜过表音文字多少。它直观形象富有图案美，每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因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每个汉字都是一件艺术品、一件文物，它承载着万千年的风尘，饱含着一代代中国人(使用者)的情感。它们三两组合，生发出更多更丰富的意象。

中国自古崇尚自然，这文化也浸润了语言。汉语是最自然的语言，是人类从自然那儿继承的天书。仓颉造字，观象而作，把自然翻译成文字，用自然作我们思维的载体，而一切道理均源于自然，用自然的语言描述自然的下载，当然名正言顺。

四

对于前文所说的翻译问题，我再做一些补充。

原本我对我国的翻译事业是自信有加的，因为他们不但是外语大师，更是国学大师。只有对本国以及外国文化都有深刻理解，才能做翻译，而且我认为，前者更为重要。

而现在恰恰相反，做翻译，似乎只要外语功夫好，再有稍不错的汉语文字功底就好了。谬矣。我们要求外翻译人才精通外语，是担心他们不能准确理解源语言造成差错，而事实是即便理解了源语言，自己却很难将其转化为母语，无法做出优秀的母语表达，无法将意思传达给阅读者，同样是失败的翻译。

你可能会说，我苛求了。我想说是我们的教育失策了。我们重心抓错。如果我们从小学宣扬国学教育，不求人人成为国学大师，但至少人人都将比现在对国学有更深刻的理解，翻译者的能力自然提升，对外国著作的引介工作会更好，从而促成良性循环。

我们狠抓英语，原因在哪儿？打怕了，输怕了！近代吃西方列强那么多大亏，于是学技术学制度学西方文化。近代西方的科学是强，我们要学，但也不至于文化也强吧？我们全盘的否定了自己，就等于是再一次的战败，胡适还曾提过废汉字，差点连最后的一座精神圆明园都失去了。

西方科学是强，但我相信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结合，才是自然所归，才是最伟大的结合，并终结当代之黑暗。

五

西方的科技事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自而它们的文化对概念具有主导权，我们的科学习有时并未深回便直接轻率的地翻译了这些名词，殊不知它们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要对它们进行审察与再发现，重新给出我们的命名。

我们要以由我们文化孕育的思维重新理解，而非搬用。

因为习惯性术语，我们必然会不适应新赋予的命名。这时得如普朗克所言，让后来的年青人拥护新主张，而不要苛求老辈人，不推翻这种惰性，键盘就永远是最低效的构造。

人们总是抵制那些新的，哪怕正确的事物，不要害怕，时间会让反抗者死去，社会将新陈代谢。

后记

事实上对中华文明的全盘否定与历史虚无主义在八十年代的《河殇》拍摄后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