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读《我与地坛》一书不禁出神，一股气读完了。

书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写作的零度》一书，巧了，我最近也正注意罗兰巴尔特的书，没想到读了几页就作罢。原因是文字太晦涩，如是，史先生也觉得“汉译本有些磕磕绊绊”，其实不是译者的错，而是法国学界的习惯使然。然而尽管语言表达鸿沟难越，但其所表达的思想如云彩般飘来，飘进读者的心中。正如中国古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为了领会书中意，更主要是读者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角度思考，处境相同，心灵自然相通，思绪则相闻相见。

零度，这个词用的是再恰当不过了。它意味着什么？是起点，是初心，是一切行动的原动力。写作的零度又是什么？更对于史铁生来说，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病隙的消遣，而是他在受命运捉弄后用以拷问生命意义的方式。他的双腿限制了他的活动，却也在另一种层面上让他能更好地把坐着静静思考，思考为什么上帝让他活到最狂妄的年纪，又在这时夺去了他的双腿，并不时地写下心得，遂成了一部浸透着生命哲思的书。

零度，零度，抛开将来的种种，一切回归本心，史铁生曾与一位朋友交谈过，问他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他笑了笑，害羞地说：“为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她骄傲。”出名人人都想，人毕竟是人，无论在哪儿他都需要被关注。我也有这种念头，我写文章时，心里总会有这样一个矛盾？我写给谁看呢？说只给自己看未免也不甘心，我也想得到关注，但我又不希望得到过多的关注，也许它就像我的传家宝一样，留传给我的子子孙孙，仅此而已。我常感叹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未加筛选的文章作品充斥周围，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动不动写些快餐文学，难以回避，令人作呕。我也不愿作一个贸然传播自己作品的人，以免带给别人视觉与思维上的不适。

说回到出名。功名心太重，便让人迷失，选择生活在别人眼里，为别人而活，甚至将生命的意义都建立在了别人的目光上。如是，心愿就变得狷急和焦烦，人安定不下来，更容易遭遇失败，因为身上的包袱太重了。

因而我们要回到内在的真正的本心，在那儿，零度不受任何干扰，才称为真正的零度。它不存在于外，只属于个体自己。我很赞同史的看法，写作的零度是探求生命的意义，其实不仅写作，人所作的万事不都是如此吗？生命本没有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如果说世界最终都是要毁灭的，我们便是为当下而存在。其实生命是荒诞的，就拿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无非是由无数个原子分子组成的大系统，这些微观层面无知的个体，它们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又为何极力维持自我的低熵状态？从起点来说，是一次偶然，从偶然之后，便是必然，一旦产生，生命的洪流就生生不息，从远古冲向当今。

生命不曾探寻意义，直到它演化出意识。生命迟疑了，它不再进行最简单地应变，而是反应。一股力量开始抵拦生命的洪流，叫它规约拘束，循着计划的航道。意识，对我而言，就是对行动的制约，使生命不再见事行事，而是见机行事。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在“脑”中推演未来，以期执行最适之举。

然而人类的意识又更高了一层，他要思考意义，思考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一定是这世间最常问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与怎么样都是对客体的发问，它的回答便是对客体的描述，是确定的，撇去语言的描述不谈，客体本身便是最好的答案。但为什么有吗？没有，为什么的回答是为了将客体的描述编入我们的逻辑之中，使它符合我们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常常不遵循客观实际，而从我们的期待出发）对于那些回答无定论，或是难以回答（因为没有证据或证据缺乏说服力）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于是出现了哲学，它更像是一场辩论而非一个课堂）而我们习得祖先的习惯，“谨慎”的天性让我们总要在做一件事前先思考它的意义，想通后再决定是否行动，如何行动。

而生命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到了本身，这个问题——存在的问题，直指问者本身。仅仅思考是无法得解的，因为因果不是臆造的，而是行动中的事实的决定。尤其对于生命自己，全部依赖于自己的行动，因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必须在行动中实现。

零度，实在是太特殊。旁的问题，主为己，客为物，答案就从物体的实验中寻找。对于零度，自己是施验者又是受验者，而我们又习惯于单纯的思考，这样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同时扮演好受验者的角色，从而在行动中反思自身。

零度是个十分基本却又太过深奥的问题，我想我已找到了应对它的办法，就是在自我互动中尝试解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