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更准确的说，是那一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扶摇而上的，在干部四化的要求下迅速完成“跃迁”的人。

这些人无法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命运馈赠的巨大礼物”。在其他时代、其他社会与他们相仿的人，付出同等甚至更多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回报”，于是他们只好把这种不同归结为“社会的需要”与“历史的进程”。说白了所谓“服从社会的需要”，前是服从文革的需要，后是服从改开的需要。在改开的官方叙事中作为前者的“伤痕”恰恰是为后者“苦尽甘来”服务的，这就是他们解释自己地位上升的逻辑，是这批专业的年轻知识分子骨子里继承的古代秀才寒窗苦读的福报逻辑。而“历史的进程”这种语焉不详的巨大助力，则近乎“祖坟冒青烟”的封建“天命”，似乎只垂怜个别人——只要我们把眼界稍稍放宽，就会发现即便在同一时代的同一社会，更多的人付出努力得不到回报。这正因为所谓“历史的进程”其实是历史的倒退，他们获得的巨大馈赠，源于更多人被剥夺。而他们口口声声的个人奋斗，在群众的辛勤劳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可这两句“官僚的成功学”，虽不如商人那般露骨，却更易引发人们的遐想，造成无形的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