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确认，直到明确的意识到感性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而言，说它远远超过理性的重要性也是毫不为过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物与人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这造成感性的根本缺失。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教育，用抽象范畴代替具体事物，用知识代替感性经验，这造成感性认识论的缺失，也即实践的缺失。

任何处于感性之外的知识，都是教条。理性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恰恰相反，知识是通过感性方式进入我们的认识的，它随后以理性方式组织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直接由理性获得理性。正如我们吃下的是具体的食物，而它将转化为我们的血肉。我们不能地方从什么地方获得什么血肉，然后直接拼接到我们的身体之上。

因而实践的全部意义，正在于让理性不断的回归感性，用感性充实理性，用理性审视感性。

感性是活的理性，理性是死的感性。经验是活的知识，知识是死的经验。实践是活的认识，认识是死的实践。这就好比劳动是活的，而劳动产品是死的、对象化的劳动一般。劳动必须通过对象化才能呈现自身。而感性只能通过理性外化才能呈现自身，否则它只能是纯粹的私人经验，而无法得到确证。感性外化的途径，便是通过理性，将经验抽象至语言层次（即个人体验的社会化），也就是知识的形式。

社会越发展，知识越爆炸，继而形成对知识或者所谓的理性崇拜。正如资本扫荡旧世界的一切权力，理性扫荡旧世界的一切信仰（这恐怕也是福柯提出知识权力论的缘由）。但绝不要认为知识本身蕴含着真理，它必须重新与感性相结合才能呈现真理。即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说法应该遭到废弃，因为它好似默认在实践尚未抵达的地方，已经存在什么飘在空中的真理了），更是真理的源泉。真理是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它绝不能脱离实践存在、脱离人的感性认识而存在。脱离人的感性认识谈论客观的、自在的真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东西对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作用，那么讨论它就没有意义——即不论鬼神。而如果它一旦要与人类社会发生作用，就必然进入人的感性领域，于是此时主客观世界发生碰撞，从中爆发出真理，知识是对爆发事件的总结抽象，但并非这个事件本身。它是社会对个人体验的确认甚至规范，即它是社会公认的个人体验（如人之常情、常识）同时反过来规定了个人体验的形式（如道德）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知识？显然知识是历史的实践，它是实践的助力。必须将它这种历史在感觉领域重新展开，来指导实践。而不是用它篡夺实践本身。实践是目的，知识是手段。

同样的，这也为我们判断什么是好的知识提供了依据。它必须尽可能的包含着展开它自身的路径方法（即复现的方法），起码至少一种，如果它无法（事实上也无法）顾及所有可能的话。如果单纯的交代某个事实而不提供检验的可能，那么它无异于神秘主义的教条。这也就是说，它必须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即当它历史的展开后，时时处在否定它最初形式的情形之中——即“可证伪性”。

最近看老王的讲座，虽然只看到第二讲，但感觉已经把我过去许多零碎的直觉整合起来了。后面还会提对唯物-唯心对立的扬弃，更是如此。昨天偶又翻到他对牟宗三哲学宏旨的讲法，不免再多说几句。

他说牟宗三的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这本书是巨大的失败，但是了解他为什么失败很重要。他说牟宗三想通过中西哲学的对比分析，特别是儒家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国哲学的过去，开创中国哲学的未来。

所以我以为，牟宗三此人是怀着黑格尔梦想的，也就是横渠四句总结的。可他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我想这也是老王在另一个地方提到的，西方哲学只有在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之后，才有同中国哲学对话交流的可能性。（这就是郭子所谓的“马克思是个潜伏在西方的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这句话想要传达的道理。但我们很难从这个机会主义者的浮夸修辞造成的各种庸俗理解中挖掘出这真知灼见）也就是说，牟宗三这个反共分子，是绝无可能循着前马克思的哲学，建立与中国哲学的联系的。

牟宗三用黑格尔注解孔子的任务失败了，这是一次有益的失败，正如文革是一场有益的失败，我们绝不能抛弃这失败的经验置之不理，放弃痛苦的经验，等于我们在某天将重新经历一次痛苦。而当下中国哲学的任务，在于用马克思改造孔子，而不是反过来用孔子歪曲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