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第一次窥见禁忌背后的秘密，就会激动起来，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戳破谎言的小孩。彼时他尚不知道，皇帝即便什么都不穿，符号的衣服仍然披在他身上，这是他的臣民亲手为他编织的，叫做“共识”。

于是这个小孩发誓要做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吹哨人”，要呼吁众人认清世界。他的清醒值得认可，可他的自以为是又足以蒙蔽他的清醒。他真的以为所有人都不自知吗？

小孩以为自己在撕去意识形态的伪装，可这种撕去本身却使得他被意识形态所俘获。因为他不过是利用了禁忌的机制，挑战禁忌就能获得禁忌的享乐，而这种享乐并不把某种被禁忌所束缚的快乐解放出来，而是禁忌本身设定了这种享乐方式，禁忌本身被挑战生产出这种享乐，并无所谓禁忌具体的对象。于是在这种挑战中，小孩以否定的方式被驯服为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他以反抗的姿态接受意识形态的招安。

正如小孩戳穿国王的发言，就挑战了这种禁忌。若他沉迷于这种活动，他便陷入了这样的自我理想中，旁人说哇他真勇敢，他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可究竟他做了什么？他改变了什么？他无非是把常人的压抑宣泄出来，让别人把满足投射到他身上。在这个活动中，他把禁忌当成享乐工具，但他本身也沦为了常人的享乐工具。

三俗的相声段子、冒犯的脱口秀艺术，无非都利用了禁忌的机制，仿佛拨弄身体上的某个开关就能获得充盈的快感，可绝不要忽略的是，那开关之所以能触发这些，全都是因为禁忌的先行确认。倘无禁忌，便无所谓僭越，便无所谓僭越的快感。

因此越是僭越禁忌，越会失去禁忌的快感，这种活动便越失去其意义。那自以为看穿一切的孩子长大成人，就要走向狗智，他要做这个文明的异类，他要睥睨一切，不与世俗同流。他不会意识到，那些禁忌、那些“虚假”的仪式感，那些他看不起的日子人“庸庸碌碌的被蒙蔽”的状态，本身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看破不说破的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不会意识到正是那些禁忌维系着文明，维系着最基础的爱欲再生产。他误以为是自己的纯真带来了爱欲，殊不知是禁忌本身设定了这些爱欲，他的纯真也不得不通过站在禁忌的对立面而实现他自己，而他的爱欲也在一次次的僭越中虚耗殆尽。（要想实现爱欲的积极生产，总要去创建新的符号关系，而非单纯的抵触旧的符号关系。）一个人如果一面嘴里痛斥着社会在符号学意义上的“虚伪”，一面又心安理得的歆享这“虚伪”的社会提供给他的物质生活，那么他就是“放下筷子骂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巨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