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方法的缺乏

尽管算上非科学的认识方法，人类的工具库仍是匮乏的，综合法、分析法、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想象、直觉洞察等，其中能归属于科学的就更少了——因为所谓科学方法有种种严苛的限制：①可重复的——这就至少约束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实验的可重复，有足够的例证；其二是理论施之于人脑的可重复，有足够的支持者（这一点有智力与眼识的囿限）因此单就可重复性而言，它就受着客观与历史的双重限制。②直接的、明了的——如果某种方法的执行需要某种奇怪的仪式，譬如沐浴焚香，打坐静思，祈祷神祇，那么它就会同神秘主义（或至少是间接、暧昧）联系在一起。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科学发现不需要借助这些来实现，但是我们如何区分哪些步骤是必要的，哪些又是非必要的呢？我说的当然不是在验证性实验的事项，因为那些实验我们可以反复核实以确定哪些步骤是多余的。要重复一个作出新发现的实验，我们显然需要忠实且充分地再现原实验的种种原貌，完全复制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应该近似到什么程度呢，实验结果是否会因为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差异而改变呢？也许你会欣然认为这不会发生，然而历史表明在科学之光照耀之前，许多密切相关的事情被人们认为无关。

我们还有理由质疑，如此有限的方法能否揭示所有的科学？当然，这些有限的方法已经带来的丰硕成果已经让我们瞠目结舌了，我们的惊讶不亚于一个相当一棵羸弱的大树还在开花结果，而这棵大树从上古存活至今，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棵大树所生竟养活了全人类。我想问的是，也许这棵大树已足够我们生存，但我们能止步于生存需求么？当然，也许这棵大树已与我们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了，我们蒙其哺也必受其累，正如我们被自己成就但终逃不出自身，但我现在还找不到足以支撑这种想法的证据，我想我们还有能力开发出新的科学方法（也许不是开发而是追认），总之我们受到了旧有方法的慷慨馈赠，但不能就耽于满足并重复劳作不思变革。

二、科学传承的脆弱

由于科学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说科学至少要得到足够人的知晓并承认才能得以存活，但它的传承又依赖于这个社会后备力量的势力，甚至还要考虑它的反对者是否强大到会将科学视为异教、瘟疫一样赶尽杀绝。

单就第一个条件便限制了科学发展的速度以及当一门“科学”失传之后复原的难度。我们主要讨论后者、一门“失传的”科学”至少在被现代科学观重新追认之前是不能称其为科学的。但也许它也永远不可能再次复兴了。与它一同失传的还有围绕这门科学展开的（或是导出这门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应的模因，在与现代科学对应的模因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了，因而我们的大脑也许会固执地认为“科学”是唯一的，并不假思索地排斥这种与现代科学（及其始祖）思想中所严重抵触的“怪胎”，科学早已作为一个专名赋予给了现在的这个而不是其他正如我们不会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人类始祖的表亲”。但在这里，这种“失传的科学”兴许连表亲都算不上，因为思想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要激烈得多，以至于一丝相似之处都消弭于历史的长河中（更何况留不下化石一类的硬证据）。

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遭遇浩劫而所有的科学传承者都消失殆尽（且不考虑科学文献的毁损），这样科学还能恢复原貌吗？也许“智人”会遭遇“尼安德特人”同样的冷遇。

我们不妨借用生态学的名词，称之为科学的次生演替，那么科学的“初生演替”呢？

三、科学的“初生演替”

如果科学重来一次，准确地说是如果人类历史重来一次，科学会怎样。首先我敢肯定科学一定会有不同，事实上大部分有人可能都成为左撇子，而左右脑发展不同，也许人类文明会截然不同。（顺便我想再申发一下我的“蒙其恩必受其苦“观点：“右撇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右撇”决定了人们书写文字符号是为右利手者设计的，这极大的方便了我们但同时也抹杀了左手的可能）

那么重新演替的“科学”是否具有共性呢？这个问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重新演替的社会存在“科学”，我们得首先问这个新社会中是否会出现一个我们当下社会所认为是“科学”的事物。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提出这个问题的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当今科学局限性。如果科学是另一番模样，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当下的新颖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