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小波说：“如果你无聊到天天写作，迟早有一天也会成为作家。”我以为只有像他那样经历丰富又才气横溢的人才能做到这点，但这至少修正了我的一个观念，不要妄想一次性写下绝妙的文字，哪怕是短短两万字的《黄金时代》，前后也改了十年有余。

这使我想起高中语文老师说王勃一寐成文的轶事。惊羡之余，也许也成了我的思想负担。如今细想，滕王阁序不过一篇“官样文章”，结构因循旧例，只需在手法典故上细究。而文章之结构如何最煞费苦心，写史即便材料现成，穿插搭配，如何用最少的话表达最多的内容，都有赖顺序的打乱重排。小说则更甚，不论顺序，连材料都要现编，更何况要顾及故事的逻辑，不能太荒唐离奇，而且前因后果的拼接，未免不如真实生活自然，反复改动是意料之中的。因而写一部优秀的小说也是足见功底的。我应收回我以前的想法，认为小说不如历史，这是片面的。也许只是读不下去小说时以其虚构之由找的托辞。然而史书未必真实，小说也不全虚假。他们可能赋予被同样的寓意与期望，只是文人看待的世界的眼光不同罢了。

二

最近读了野夫和小波的书，风格迥异。我已看淡了我的文学素养，粗俗矫情还有做作的科学气息都出自我，我也不打算大张旗鼓地制订补救计划，只求以后烦闷无聊之际能偶遇一两本轻松幽默不失旨趣的书。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刻意追求一样东西时，便会觉得它面目可憎，行动也难以为继了。

野夫的文字很沉重，过于沉重了。这与他的经历有关。几乎所有这样的作家都抱着和太史公一样发愤为文的想法，向大家嘶喊着他们的经历，求得人们的共情。然而，我至多对他的遭遇表示怜悯和害怕，相怜估计只有同病人。当然每个人都有图名的权利，这几乎是一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尤其是这些历史进程中的边缘人，难容于体制的江湖人，正史不为他们立传，他们索性自己来写。评判这些边缘之人的幸与不幸，只能暴露出我的心虚和侥幸，对他们的推崇或无视，也不例外。听闻他们的事迹，仅此而已。再说太多，自己反而虚伪起来。

也许就该如此，抒发自己的感情，分享相似的经历，聆听陌生的故事。

三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如果我活了半辈子，还计较一二十年前的事情，只能说明我执意太深，不够豁达了。偶尔回想往事，潸然泪下，乃人之常情，这也足够。但若以不忘本心为由心存执念，就违背了我的快乐。现在觉得林语堂所言之幽默极为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