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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25 年 5 月起稿，因过分焦虑居家休息，为消磨心力所作。中遇阻隔，拖沓至今。重读感到戾气隆盛，多有删改，不忍舍弃。实为《无尽的意义之旅》先声，但主观色彩更重，可参考对照。文章直接受视觉资本主义理论、附近理论、《精英的傲慢》（书）、《The substance》（电影）、《焦虑是大脑的预测错误》（播客）影响，结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现状写就。
视觉的蹂躏
在传统社会，人生活在附近，附近的人与自己的见闻并没有多大差异，人们说同一种方言、遵循同一套作息、吃着同样的食物、咒骂同一个人。工业化打破了这种恬静而稳定的氛围。地域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地域之内的隔阂却出现了。同一套生活方式不再由附近共享，而是由社交网络中同一个社群所共享，其中的人来自天涯海角。
于是人们不再受附近的拘囿，把目光放得长远，窥向那千里之外的人和事：视觉代替了身体而体验。身体是有限的、迟钝的、走走停停的；眼睛却是无限的，上一刻还沉醉于异国他乡的美景中，下一秒就要为残忍的群体事件流泪愤懑。身体方才从粗粝而笨拙的体验中咂摸些许滋味，眼睛已经阅尽人间百态，足以写下一本厚厚的回忆录了。当身体想要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眼睛就早已分析的彻彻底底，“无非是如何如何”，成为那个最大的告密者与懒惰的帮凶。
社交网络惯坏了我们的理想自我。眼睛的每一次窥探，都在把某个社群达人的一面剪裁下来，拼凑点缀着理想自我。它华丽却诡异，单看每个器官都很精致，却并不协调的排布在身体上，反衬出身体的局促。某甲/某乙/某丙，每一道斜杠都是对身体的割伤，试图划开那副孱弱的、不堪重负的、庸俗的、笨拙的、迟钝的、有限的皮囊，把里面那个完美而无限的灵魂解放出来。
视觉的卑鄙在于把身体的屡败屡战篡改为游刃有余，仿佛一切都那么轻描淡写、光鲜亮丽，这反而是彻底的炫耀，以谄媚眼睛。它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仿佛长按视频真的能加速，仿佛打开播放键一切就能顺理成章的进行。可惜它并非身体实践的规律。于是眼睛成了最昏聩的监工，鄙夷自己的身体，它要飞升但究竟不能，最终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当他们无法用行动复刻同样的成功，便只能在视觉上幻想胜利——仿佛博主的钱就是粉丝的财富、博主的体验就是粉丝的阅历、博主的朋友就是粉丝的人脉——博主就是粉丝的理想自我。这种幻想如此之盛，以至其放弃自己的现实生活而去过一种想象性生活，把他人填入想象性关系中的相应空缺：例如一个投射为模特的女人要强迫她的对象为御用摄影师，强迫她的闺蜜为迷妹或妒妇；而一个投射为救世主的男人要强迫他的对象为傻白甜，强迫他的情敌为不怀好意的骗子。
人总是介于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永恒冲突中。但如果想当然的代入这层遥远的身份，只会加剧这种冲突。焦虑是二者间的僵持，抑郁是现实自我的压抑，躁狂是现实自我的宣泄，朝向理想自我倾泻攻击性。于是当视觉还在维护这种虚荣的表象，身体却实实在在的失衡了。
抑郁是一种懦弱的速败论——它背后是速胜论的破产。它以为胜利应如长按视频加速那样轻易取得，可身体却无法按时抵达。于是它只能提前预判身体的失败、以此来宽慰视觉的判断（好比一个领导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在其破产之时只能咒骂属下无能），仿佛预见失败本身是一种视觉的胜利（起码我的领导能力没问题），在身体尚未抵达以前，视觉就宣判了它的死刑。这是无疑暴露出视觉对身体的鄙夷，但这根本是借他者的目光完成对自己的谋杀——视觉并不属于自己，只是他者的目光之汇，我们只是模仿着以看待他人的方式看待自己，而那种看待他人的目光，只可能从别处发出，进而是他人的目光。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因此这是一种残忍的享乐，它把自己当成祭品，享受被他人目光的蹂躏，乃至自己也可以去踏上两脚，分享这种喜悦。
视觉是沉默的精神胜利法，它不待开口便闭合，禁锢身体无声的抗拒。这场游戏可以摆脱身体的现实的匮乏，达到视觉上的自恋。在视觉中，人可以光鲜亮丽（美颜）、思维锐利（键政）、远近闻名（社群），不论它多么气色不调、作息不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闭门谢客、自怜自艾，不论它的身体多么虚弱，也俨然是一个熠熠生辉的视觉偶像了。
附近的消失
视觉工业（社交媒体）对附近的破坏，一如工业对生态的破坏。附近的消失就是湿地的消失，它使得人的情绪不能在现实的、私密的亲密关系中得到消化，反而暴露在露天当中，汇入社交媒体的情绪洪流中。
身体是前符号的、因而是晦暗的、暧昧的、不可言说的。因此私密关系需要默契，从身体到身体的有的放矢的默契。一旦要把这种情感公开表露出来，能为视觉所捕捉，它就必须被文本化，被“清楚明白无误”的表达出来，因此身体必须接受文本的总结、规约、压缩、定义、判断、归类、赋值，总之必须把那种暧昧的身体感觉变成可供他人理解的公共符号。
从社交媒体中接受到这些公共符号的人，像被“启蒙”一样，回溯性的定义自己过去所遭遇的模糊的身体经验，当暧昧的身体经验被打上种种烙印、被分门别类的安放于种种特异的精神病症 [1] 中后，身体便停滞了，它开始穿上符号为它选定的囚笼，不时地用躯体化来确认这一自证预言。[2]
有人惋惜旧时那些被说成“脑子糊涂了”的人死于无人诊断的可疑精神问题，却忽视了充斥于社交媒体的种种轻妄的诊断本身正在把可疑的问题变成确凿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公共话语不同于私人互动中从身体到身体的有的放矢的抚触，而是无对象的，因为它的公共性，它的对象只能指向一个非现实的抽象者，又或者说这些符号的对象只能是下一个符号，因此这种言说并非一种对症下药（安抚），而是指向其理论自身的演绎（自我激励）。我们说，语言的功能在于总结实践，因此对语言的认同必须基于对实践的认同，但现在言语先于实践被认同，它的基础是空虚的，因而是无力的，它无法具有身体安抚的力量。于是吊诡的一幕出现了，身体的安抚是为了消弭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言语的安抚却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即它消弭了问题本身的不确定性，因为安抚这一动作确认了问题的存在，默认了可疑的问题为确定的问题。[3]
因而，当我们接收这些无对象的符号时，我们并未直接接受安抚，而是从自己心中挖出那个有待安抚的对象，把自己映射到那个非现实的抽象者，在此过程中抹杀掉自己的现实特性。这种符号游戏无疑是一种享乐，是一种索引的享乐，它的代价是自己的个性。于是吊诡的另一幕出现了，明明我在努力的宣扬我的个性，用一个个身份标签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索引，同时却在抹杀我的个性，那些无法被公共符号符号化的个性，那些游离于、矛盾于公共符号所宣扬的那种特质的个性。这正是这场游戏的残忍之处，我们在以宣扬个性的借口迎合他人对自己的界定，以叛逆的姿态被招安。
于是，在自我激励、自我确认、自我诊断的符号游戏中，身体感觉的暧昧无处遁形，它无法被附近所化解，化解在私密的微笑、牢骚、爱抚中。它只能宣泄出来，不断挑明自身，从而汇集起强大的符号洪流（节奏），然而这符号游戏原本就是无对象的，与其说无对象，不如说它找不到对象，从而是失败的——没有倾听者的话语总是失败的，正如面对虚无的喊叫多么声嘶力竭也杳无回音。于是只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找到另一股同样强大的洪流，把它作为自己的对象，这种对象无疑是虚假的，因为倾听始终没有发生，它只是一种误认，把对方同样滔天的声浪误认为是对自己的回答。这两股洪流便在构思、反驳、咆哮中释放自己的力比多（对线），从而完成爱欲的再生产，归根到底是合谋、是交媾、是逢场作戏，因为他们并非彼此真正的对象，他们不愿意找也找不到真正的对象，它们只是彼此向外倾泻攻击性、避免自毁的工具。
斜杠与碎片
现在流行一种称谓叫斜杠青年，指身兼多重身份的青年人。这种称谓的流行表达了年轻人不愿拘泥于传统的单一身份，试图通过塑造多重身份来发扬个性、展示才华。
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转变本源于对社会分工不断固化且细化的反抗。资本主义分工把人作为生产要素分配到适应的生产环节，个人劳动被工具理性精细切割重组变得微不足道，微末到无法凝聚起维系人的存在所需的改造世界的意识（人的生命力=劳动欲望）与价值感（他无法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作为劳动者的反馈）。因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不仅在量上剥夺了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质上也剥夺了劳动者的特殊性即人作为劳动者的存在 [4]。
为了反抗这种对劳动者存在本质的剥夺，青年发动了符号意义上的反击，他们用斜杠分隔多重身份，试图自我分配工具理性之外的分工地位。[5] 可是这种符号反抗本身也在被资本主义收编转化为一种符号性压迫。其着眼点从斜杠之间的身份转移到斜杠上，原本用于彰显个人特殊性的身份被这种身份的堆砌所取代——这成为一种新型的符号增殖，只不过增殖的并非财富而是那种“特殊性”，那种具有社交媒体曝光度的符号属性。原本正因为交换价值的异化转而发掘内在特殊性的青年，重新踏上了一条追求人设排列的外在竞争之路。[6]
这种外在人设排列的终极形态正是所谓的“超级个体”——一个面面俱到、无往不利的全能人，仿佛是货币（全能的交换价值）天造地设的一个商品对体（全能的使用价值）。它是对社交达人极致的剪裁拼缀，放大了个体对理想自我的追求。虽未直白的贩卖焦虑，但设立一个在任何角度都比现实自我更光彩夺目的对体，本身就足以让焦虑自动在不断注视着这个镜像也不断被这个镜像所凝视着的自我心中滋生。超级个体助长焦虑更脱胎于焦虑，财富自由是它的孪生兄弟，前者象征无限的质，后者象征无限的量。在马不停蹄的生产竞赛中，劳动者无时无刻不在出卖自由以换取生活资料，因而寄希望于财富自由的赎身；如今，劳动者甚至连出卖这种自由的权利也被层出不穷的新兴生产工具所剥夺，于是幻想炼成能力无限、永不被淘汰的竞赛金身。这尊金身象征着不依靠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的缝隙中的闪转腾挪的生产自由，是一首当代自给自足田园诗。
因而努力成为超级个体是一种无奈的、有限的反抗，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竞争逻辑条件下最完美的憧憬，是在这个人人相互对立、倾轧的社会中偶然出现的“逍遥派”。可是大多数人感受到的并非来自这种符号的召唤反而是它的压迫。真正的全能是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寓于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中，而任何人的片面发展都会被理解为其他人发展的片面。超级个体的游刃有余恰恰建立在其他人生产地位的劣势之上，是一种制度性的偶然。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脱离于其他人的全面发展而谈论，更不可能凌驾于其他人的片面发展而实现，它的本质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无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结构而打造超级个体偶像，本质上是靠这种偶然性宣扬制度，同时沉默地抹去制度生产出的大多数无可奈何的必然性，好比拿着一两个幸运儿的例子鼓吹赌场的正义而忘却更多债台高筑的赌徒。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一切熠熠生辉的偶像，势必会遭到大众的嫉妒乃至唾弃，因为他们对这些时代宠儿与自己生活之间的悬殊落差感到本能的恶心，也察觉到他们和真正英雄之间暗藏的差异。[7]
精英的傲慢
朝向超级个体或起码是成功者目标的，是一条优绩主义的奋斗道路。它宣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能就能赢得体面的生活。它符合人们对勤劳美德的基本认知，社会理应犒赏勤劳才智。然而，优绩主义正确却不够真实。它羞于启齿的是：在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中，同样的勤劳并不会被同等犒赏。小镇做题家寒窗苦读十几年，不过刚刚够到大城市孩子的起跑线。优绩主义向我们展示并许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只向少数人兑现。
被优绩主义兑现的少数人却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傲慢地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源于个人奋斗，而那些屈居人下者只能归咎于懒惰。于是这些失败者除了在物质上被剥夺，在精神上也被夺走生活的尊严。社交媒体则为这种意识形态推波助澜：算法不断推送着属于精英的爽文爽剧般的高级生活，它跳过了一切矛盾、冲突、苦涩、迷茫，只留悠游潇洒，就连仅有的危机、拼杀也不过是为了衬托从容不迫的俗套情节。它惯坏了我们对生活的知觉，以至于稀松平常的日子变得如此乏味而“需要忍受”。真正的平凡生活被抹杀了，仿佛它从未存在于世间。
长久将优绩主义奉为圭臬的学生，他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呢？教科书、媒体、老师口中从来只存在正确、成功、体面的生活，以至于他们遭遇真实的生活时，理想与热情都随着优绩主义的落空一同浇灭了。优绩主义的傲慢养成了他们对平凡生活的轻蔑与抵触，因为对这种生活的认识体验向来缺席，这种生活的尊严被成功生活踩在脚下。
哪怕出于偶然实现了那种生活，它即便体面光鲜也并不直接指向幸福。优绩主义终究是累积一种符号，并用这种符号兑换其他符号。一个人通过不断的学习技能、积累知识、考得高分、换取文凭、实习、工作，并将其兑换为财富、地位、权力，归根结底指向广义上的资本累积。把资本累积对应于幸福累积并为之奋斗，这是肇始于新教资本主义的信条。这种信条产生了两种错觉：其一幸福是可计数并可累积的，其二由于资本作为纯粹量的积累没有限度，因而幸福也可以是无限积累的。前者使商品被划分成三六九等，人们被规训着对价格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敏感。后者则更为荒谬，它无视作为自然人有限的享受能力，导致在过度享乐中丧失了知觉。这些人生赢家不过成为某种符号增殖的工具。失败者尚且能在痛苦中质问这套逻辑，而成功者则会陷入成功的麻木中，任何迷茫似乎都会被那种兜底性的享乐机制所冲淡——即便精神无法找到一项为之欣喜的行动，纯粹的符号增殖仍能使它感到愉悦。
做题家思维
中国特色的优绩主义培养出一种做题家思维，即用刷题来度量自己学习的效果，并试图以刷题的量变来引起学习成绩或者智力的质变。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这种逻辑乍看非常合理，但是做题家思维借俗语将本末倒置。因为它面临一个根本困难：质变如何衡量？如果用是否能做对全部的题目作为标准，就导向完美主义——只要我还有不会做的题，我就不算学会了某个知识。这是相当荒谬的，因为题目总是可以出的更难，以至于做题家思维实际上侵蚀着学生的自信，没有人敢宣称他会了某样东西，总要害怕某道刁题的偷袭。其后果是实践的懦弱，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准备不足——反而这种瞻前顾后偏偏是真正的不足。
然而题目是脱离实践的，片面的刷题并不会增进解决实际问题譬如社会交往的能力。而真正检验学习的办法，是他能否在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课本中出现，也没有标准答案。除此以外，做题家还被要求只需用功读书而不要关心其他事情，其他事情还轮不到他们关心。这使他们的生活越发远离实践。这粗暴地分割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断延迟自己的欲望甚至始终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欲望。久而久之，人内在的创造欲和创造力被消磨于做题中。学生被规训的只能以刷题的形式、以一种标准化的匮乏形式宣泄自己的创造性，而这种形式阉割了他们对实践的冲动、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好奇。
做题家思维就是所谓的“理工脉冲定律”，把同样的对于量变引起质变的庸俗认识应用于生活，就是“力工梭哈理论”[8]：它们都信奉单一的、只埋头苦干却不抬头看路（只努力量变，不注意质变的转化条件是否成立、是否适用）的“攒钱-梭哈”或“努力-成功”的路径依赖，照此行事结果却事与愿违。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以此来揶揄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因为他们的痛苦源于这种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脱节，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主流意识形态还沉浸于培养与现实落差巨大的社会意识的惯性之中，或者说为什么社会现实的发展把长期形成的、原本有效的社会意识远远的甩在身后——毕竟曾经有那么几十年，努力与回报确实是成正比的。
账簿的算计
那条单一路径最经典的教诲是：“学生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仿佛只要学习，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单一路径将学生作息单调的分割为两块：学习和休息。高考之后，随着应试教育的终结，不再有一个外在的纪律划分学习和休息，面对前所未有的自由，学生感到无所适从。
这种单调的生活纪律使我们即便面对这种自由，也丧失支配力与想象力，直至走上社会。原先学习和休息的二分只是转换为工作和享乐的二分，其背后的逻辑总是：我们必须付出些痛苦，然后得到些奖励；或者说我们先享受些什么，然后偿还些代价——即“苦行-奖赏”模式。学习或工作被视为一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目的仅仅在于获取奖励。然而，把享乐和学习、工作挂钩，使我们总在计算这个二者的收支平衡。可现状是我们一方面感到享乐不足，另一方面又担忧享乐过度，二者共同形成了现代人的症状，即享乐的无能/工作的懈怠，这就陷入“玩也玩不爽，学也学不进，做什么都没意思”的焦虑状态。
这种焦虑的根源，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把生活粗暴的二分为苦行和奖励，把学习工作视为苦行、把享乐视为奖赏，并将二者片面的对立起来。学习工作本可以是出于人本能的求知欲与创造欲的奖赏，而享乐也可能是一种痛苦，比如第一次抽烟喝酒的体验并不愉快，或者呆望着游戏中数值的增长感受到机械循环的虚无。造成这种片面分割的是对学习工作的异化，因为苦行根本上是违背人们本质的被迫从事的事情，与之相应的享乐也被异化为用于维持这种苦行而专门设置的宣泄口。小时候，我们并不被规定什么是“快乐的”，对比大人的娱乐如抽烟喝酒打牌等等，更喜欢过家家、舞枪弄剑、扮演奥特曼打怪兽。是成人——更准确说是那些占据着符号体系的优势地位精神生产者，定义了一种通俗意义上的享乐、然后把他们的律法颁布给我们，我们对快乐的认知便被这样外在的规训了。[9] 其二是试图平衡账簿。这是不可能的，苦行和奖赏是不可计量的，任何试图计数的尝试实际上都将其异化为一种量化符号，例如每学多久对应于玩等量的时间，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的力比多能量是弹性的，也许某天工作兴致来了就想一直进行下去，而另一天只想休息。追求计量上的精确平衡，反而夺走了我真正想做事情的时间。即便我们获得了支配时间的自由，这种苦行-奖赏的记账机制也把这种自由变成一种自我驯化。
整饬生命
- 戒除社交媒体这种视觉游戏，用身体为你的视线划界，而不是用视觉去整形、侮辱、毁谤你的身体。不要把他人的目光嫁接于你的目光。远离谄媚视觉的社交刺激，回归身体粗笨的感知。
-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宣泄、接收情绪，去建立足以信赖的亲密关系，在其中消化自己的情绪。
- 发展个人兴趣的内在动力不是攀比消耗心力，而是通过上手不同性质的劳动来恢复爱欲。例如做饭、写作、演奏乐器、拼豆。
- 如果你热爱一样东西，直接欲望它，不必等到“万事俱备”，不必获得某项工作、某个头衔、不必什么科班出身、学院派。这些头衔只是向他者证明的中介，但不是热爱的条件。你明明可以直接爱它，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对这种头衔的追求无非说明你的爱还不够，不足以支撑你的自信，将它托付给他者的承认。正如你不需要一本结婚证去证明爱情，结婚证也无法证明爱情，只能向他者证明身份。
- 识破优绩主义的把戏。我们不得不接受在工具理性横行的世界，资源是按照成绩分配的，而有限的资源显然不能按需分配给每一个需要它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这些你就无法成事，更不意味着你不配做这件事。特别是现在，随着 AI 工具的进步、知识的开源，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再神秘，这个时代的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取，因而学习、实践的门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低。
- 克服对享乐-非享乐的二分——我为什么要用一个外在于我的规定来主宰我的快乐，告诉我何为快乐、何为痛苦，仿佛我并不是在享乐，而只是充当着一个享乐工具。学习并不是为了兑换金钱或者享乐，而是为了从那种充满算计的账簿式享乐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学习才远离“颜如玉、黄金屋”的诱惑，远离“优则仕”的异化，远离一切与学习无关的目的回到它的本质。要停止庸俗的二分、破坏账本的平衡，在迫于物质世界的规训以外，拒斥精神世界的规训，而是在精神世界中自我规训，不做他人的奴隶，而是做自己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 最后，去做。无论自己的身体多么笨拙、颓唐、衰朽，去做，从身体到实践再回到身体，而不是从视觉到符号再回到视觉。
“注意力缺陷”“拖延症”“抑郁症”等等，而所谓的 MBTI 人格类型也不过如此。最近莫名奇妙又出现了什么 SBTI 的类型学。我感到悲哀，如果说荣格类型学是把精神分析降格为某种超历史的神秘主义，那么 MBTI 就是把荣格类型学包装成心理学背书的流行快消品，而 SBTI 则是对 MBTI 的狗智主义嘲弄，它试图拆穿 MBTI 那种认识自己、提升自己那种“积极”态度，宣称要把人人变成“吗喽”。其创始人先把自己贬低成 SHIT，然后以身居鄙视链底端的姿态无差别的冒犯所有人，仿佛此时鄙视链最底端的角色获得了最大的批判性，这根本是一种倒错的短路。当你认识到世界的荒谬，并不意味着你有捣毁他人生活意义的权利，事实上正因为这世界的荒谬，那些努力肩负起自己生命责任、努力为自己生活营造意义的人才更可贵，而这种无差别的、自以为清醒的批判，无非是把攻击他人的意义当成了自己的意义，是纯粹的后现代废料，在这一点上它确实是自称的 SHIT，但不要以为自我贬低就可以免责，因为你自己摆烂无所谓，但是破坏他人的意义就是罪过。 ↩︎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文本化中所谓的清楚明白无误的表达是一种错觉。哪怕仅仅在文本层面，最终呈现的文本也早已是遣词造句过程中不断取舍、挑剔、折衷的结果，已经是作者思想的压抑（尽管是必不可少的压抑）。而如果把它和实践相比，这种错觉就越发显著。实践为文本预留了无限的解读空间，它是一种无限的、混乱的真实，而文本仅仅截取了其中值得宣扬的一面，因而是实践的压缩。倘若这些文本在实践之前就被阅读，那就比那种暧昧更加暧昧，因为前者是夜空，而后者则是闭目。 ↩︎
对实践的认同必须经过语言的中介，但是先于实践的语言中介就会造成在尚未实践以前，语言就已经预设了实践，即它使得实践的模糊性、暧昧性、真实性被语言所取代。被语言总结的实践好比把广阔的目光聚焦，而被语言预设的实践则好比管中窥豹。 ↩︎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专注于最大化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愿意通过让渡部分利润腐化无产阶级——我们说的不是腐化工人阶级的头目，而是更釜底抽薪式的通过设立虚假的工作岗位（本质上是以工资形式发放贿赂的由头），腐蚀无产者的阶级意识（改造世界的劳动意识）。 ↩︎
又譬如把老板叫做“主理人”，以强调自己在生产上的主动权。 ↩︎
这就好比简历，强者只需要指出自己做的一件事就足以彰显身份，只有弱者才需要不断堆砌辞藻来提升符号价值。那些冗长的斜杠，不外是一把多功能瑞士军刀不厌其烦的往说明书中塞入用途，以向潜在的买家推销自己的功能，从而获得更高的议价权。当然，这种堆砌在职场上无可厚非，因它是工人必要的狡黠机敏，是与大他者心照不宣的合谋。但当它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就要看穿这种把戏，不要被俘获成为它的对象——除非我们是某个多金的老板、另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又或是仅仅追求时尚亮片的小资。 ↩︎
更有甚者打着创造个人 IP 的旗号贩卖课程和焦虑，宣扬自己的成功、自己的生活如何令人向往，让这些生产中的弱者为了这个与自己地位并不相称的偶然性而投机，放弃脚踏实地的锻炼、放弃承担传统身份的责任和历史必然性，来为它灵活身段的闪转腾挪撕开更大的裂隙。而它所歆享的每一份虚荣、赞美、飘飘欲仙，都来自于某个不知名角落中的焦虑、沮丧、迷茫。 ↩︎
这两种“理论”一度在网络中甚嚣尘上，但我并不赞同简单的将这些思想封杀，因为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不消灭社会存在的土壤而仅仅压制社会意识，是治标不治本。 ↩︎
孩童的享乐大多是符号性的，比如角色扮演、喊数字大小、骂人，反而大人的享乐还掺杂身体性的因素。严格来说一切享乐都是符号性的，只不过有些需要把身体作为道具。符号能力弱的人需要身体道具的辅助，符号能力强的人则可以直接运用符号道具。之所以孩童的符号能力强于大人，因为符号对刚进入符号界的孩童而言具有某种咒语般的魔力，正如早期人类把语言当作与鬼神沟通的卜辞。而这种成人的符号性能力在不断触碰沉默的实在性创伤后变得麻木，禁锢了他的符号性能力，彼时符号已经沦为一层实在的遮羞布，它并没有呼风唤雨的魔力，正如成熟期文明宣布上帝死亡以及随后对各种主人能指的去中心化运动。因此成人需要超越性乃至僭越性的享乐（后者中如后现代的各种性癖对性禁忌的僭越性享乐）。因此我们可以说，孩童以顺从秩序的方式享乐，而成人则以反抗秩序的方式享乐，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二阶化，许多反抗并非反抗，而是一种加倍的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