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谙世事的年轻人，第一件事便是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自己的意义、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用古话说便是“立心”、“立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借以抒发我们的志向，表达我们的想法，最终形成我们的三观。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痛苦的、徘徊不前的、漂移不定的、自我怀疑的、充满矛盾的、不断发展的。
任何一名对自身足够真诚，敢于直面自己、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人，都会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古今中外都绝不缺乏这样的人：王阳明自述三十岁以前耽于佛老，游弋骑射，终于回归圣训，存乎一心。马克思称自己曾经是个忠实的青年黑格尔派，终于一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了结过去。毛泽东称自己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接受过改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意识形态，在他立志成为一名教员以前，曾选择过警察、商业、法政等等新式学堂，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不过一月便退学。其他例子还有很多，譬如鲁迅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周恩来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变迁等等，不一而足。
人若不能把心擦亮的如明镜，那么照万事万物都是污浊一般，他的思维将暗昧不清而生活则浑浑噩噩，更遑论从中反照出自己的价值所在。因而在彻底的反思自身价值问题以前，必须对自己足够真诚。阳明先生重订大学，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并非纠正顺序，而是强调主次，也是这个道理。
阳明虽然否定了朱子的理论，却依然维护朱子的“圣”，整理它的学说说他晚年有悔，可他“气力大，一悔便转”。这气力便是他知行的功夫，源于“诚”。有些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得便是在弥留之际才擦净了它的心镜。鲁迅先生的遗言看去是不大“善”的，是始终含一口“恶气”的，因他早早就擦净了这面镜子，秉持着这面光洁的镜子直到死，是至诚——即所谓“正人立恶志，向死而得生”[1]。
然这真诚的功夫，并非一蹴而就的。正如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原为一体，是在事上磨练的 [2]，用今天的话说，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 关于如何做这真诚的功夫，《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三篇文章中已经总结的非常清楚明白，并且我想终我们一生都仍然适用，此处便不再佛头着粪了。[4]
那么人的价值究竟该落在哪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人的价值由来有个清楚的认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价值透过社会关系反映出来。从词源上说，价值是一种买卖的度量、是人类劳动产品的有用程度的度量。而之所以这种物的性质能够迁移到人身上，正因为这物本身是凝结着人类劳动，凝结着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社会实践。这实践结果（劳动产品），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要分析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关系，并从中找到人的价值所在，就不得不首先分析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从对物的价值分析中，我们不但能澄清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更主要的是能从这物的价值扭曲中阐明人所面临的价值危机，这是我们认识反思并重塑价值观的起点。
什么是价值
价值源于需要。个体的每一次呼吸心跳、咀嚼吞咽都在维持着生命，是直接满足个体生命需要的，这是生命活动的价值。个体无法独立生产出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为此不得不结成社会，通过社会化的劳动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以维持社会中每个个体从而包括它本身的生命需要，这是社会劳动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互相实现。简单地说，生产者创造、转移了产品的使用价值，消费者消费了产品的使用价值。每个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者的价值就随着其产品价值被消费者消费而实现，他们在劳动中成就对方也成就了自己。这就是说，人的价值不再是通过直接满足自身需要反映出来（事实上也从未是，毕竟人从来就不像独居动物一样自给自足；此外生命活动作为一种本能，它的价值几乎不被我们察觉——我们不会留意咀嚼、吞咽这些“劳动”的价值），而是通过满足他人需要而间接地满足自身需要反映出来。[5] 这种间接就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上的商品交换，而物的价值作为媒介反映着人的价值。
价值二重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到：商品在成为商品以前，首先是“产品”，即蕴含一定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由于能够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人们消费产品就是在消耗这种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个人无法生产出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全部物质资料，因而就必须与其他人交换产品，这些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成为商品。一般而言，这种交换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交换中人们所付出的产品与所得到的产品蕴含相同的人类劳动，这样才是公平的，是双方满意的。这种用于度量不同质的人类劳动的公共量，被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
简而言之，使用价值是具体的、特殊的、存在质的不同，譬如衣服用来御寒，而锅用来做饭，绝不能够颠倒过来，用衣服做饭而用锅来御寒，即特定的使用价值是也只能是用于满足特定的需求。而交换价值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仅仅是量的不同，譬如一件衣服消耗两个人类劳动小时，一口锅消耗五个人类劳动小时，那么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五件衣服就可以交换两口锅。这种交换之所以可以发生，仅仅在于它们在价值层面上是可公度的，而绝非因为用五件衣服相当于用两口锅做饭，而用两口锅相当于用五件衣服御寒，即它们的使用价值是不可公度的。
这种性质，被马克思称为价值的二重性。价值的二重性少了任何一个方面，交换都不可能成立：只有存在抽象的交换价值，才使得交换可以发生（等价原则）；也只有存在具体的使用价值，使得交换变得有意义（各取所需）。因此当我们谈论价值时，必须明确价值的这两层涵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质的方面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有用才值得交换），因此在价值二重性这一矛盾中，使用价值是主要方面，交换价值是次要方面——这本身符合事实：无论交换与否，产品的使用价值始终存在，而只有产品成为商品、参与交换时，它的交换价值才有意义。
除了原始森林中的采集狩猎部落、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等等自给自足的活化石以外，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逻辑便自然而然的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广泛的侵入意识形态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的逻辑使价值发生异化，价值的异化又衍生出其他层面的异化关系：劳动的异化、生产关系的异化、价值观的异化。
价值的异化
消费者交换产品的根本目的是它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只是媒介、手段。然而资本主义的逻辑——即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增殖，它表现为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形式的增加，而货币是反映交换价值的符号，所以说资本家买卖商品的根本目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再围绕使用价值生产商品，而是围绕交换价值生产商品。使用价值，即具体的物质形式沦为资本的增殖手段，资本选择具体什么物质形式作为其增殖手段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种手段能为它凝聚人类劳动，并有效的从活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实现交换价值的目的就足够了。在经济景气时期，大量的资本涌入各行各业寻找它们的物质形式，即投资。资本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价值增殖，至于它同时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则仅仅是副产品，可以随时抛弃——在经济危机时期，拥有过剩产品的资本家宁愿把产品浪费、消灭掉，也不肯实现它的使用价值。由此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主次地位发生了倒转，手段成为了目的，目的成为了手段——这便是价值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
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劳动产品作为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生产出来。然而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获得使用生产资料的机会。资本家与工人的劳动力买卖的契约建立在“公平的等价交换”上——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获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通过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剥削得以成立的前提，正是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能生产出超过它交换价值的价值（工人能生产出超过他个人生活需要的资料），多余的部分即剩余价值，成为资本的增殖部分。劳动力的买卖契约剥夺了工人对自己造物的支配权，而这造物被资本家支配，使资本增殖，增强了对工人的控制力。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它本源于工人的劳动，却成为资本的增殖部分反过来进一步剥削工人，即原本为工人的支配物反过来支配了工人。由此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主次地位发生了倒转，手段成为了目的，目的成为了手段——这便是劳动的异化。[6]
生产关系的异化
历史上随着交换的社会化，专门扮演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被发明出来，而专门从事交换而非生产的，不生产价值而只实现价值的阶层——商人也随之出现。当社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交换，生产者的目标越来越为了交换而非自身的消费，经济形态越来越从自给自足走向市场，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也就发生了变化。[7] 这正因为生产者不得不依赖于商人来换回他所需的生活资料从而实现他生产的最终目的，实现价值的商人而非生产价值的劳动者主导着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体现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即资本家）而不是生产者（即工人）主导着生产。由此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目的的人与提供手段的人的主次地位发生了倒转——这便是生产关系的异化。
价值观的异化
人的价值在物质上反映为通过劳动凝结在产品中的价值，在精神上反映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与被需要的价值观。当我们的产品为他人消费，我们的劳动为他人提供便利，我们会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意味着我们被需要，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扭曲了人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观。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交换环节也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单纯实现价值而不生产价值的行业，这就导致他们难以从所从事的具体劳动中获取价值感知。
即便在生产领域这种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从原材料到消费品的链条在不断延长，这使得每一个环节的生产者都只能参与这产品生产的短暂一瞬，他的体力被分配到千千万万个标准产品中，智力被填入千千万万秒的机械劳动中。而每一件再细小不过的产品都凝结着成千上万人的微末劳动。单个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对他而言，已经越来越难反映他个人具体的创造力了，它被掩埋于成千上万的活劳动（其他工人）与死劳动（机器）的创造之中。更何况他所处的社会意识并不愿意忠实地反映他的劳动价值。
社会分工将人的生产力发掘到极致，代价却是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生产关系被商品的物质形态深深掩埋——流水线上的工人面对着的是冰冷的产品，正如这产品面对着的是面无表情的工人；产品面前的工人看不见它背后凝结着的其他人的汗水，一如工人面前的产品也无法向它的下一位客人传达任何消息。生产者不知劳动产品的去向，消费者不知商品从何而来 [8]；生产者不会向产品倾诉，消费者更不会向商品表达感激——一切都浓缩为货币交换，这是唯一必要的手续，于是这唯一的手续似乎就成了人们价值观的寄托：他不再掌控着他的劳动产品，其劳动产品作为物的价值实现不再反映为他作为人的价值实现，他仿佛不再是直接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劳动。他仿佛不再被需要，也更无所谓被需要的价值观。工作对他而言已经退化为一种获取工资的仪式，它本质上失去任何意义。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价值观的异化。[9]
于是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无人问津的商品和大量饥寒交迫的人口被同时生产出来，同样被生产出来的还有大量的被虚无主义占据的头脑和心灵。
商品逻辑的扩张与价值异化的蔓延
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总是围绕着经济目的组织起来，不过这个目的被各种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目的被抬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10]，这使得在资本主义逻辑发起向一切既有社会领域的进攻，改造那些传统规则以符合全新的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在这过程中，我们见证着商品逻辑的扩张与价值异化种种形式的蔓延。
这些蔓延形式，总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即资本增殖的逻辑展开的：我们前面提到价值的异化——资本家首先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它生产商品是为了卖而非使用，卖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实现”，这种实现并非别的，它仅仅是形式的转变，从具体的商品到货币——也就是那种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转变。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特殊地位，使得资本通常采取货币形式，以便从容的转化成为任何它所希望的商品形式。[11] 货币，即交换价值的符号，作为人的抽象劳动的总结，本质上是也仅是纯粹的数量。资本增殖就是货币形式量的增长。
资本增殖这个根本逻辑，只顾纯粹的量的增长而抹杀一切具体内容的生产，把手段当作目的 [12]。占统治地位的这种逻辑主导并渗透一切社会生产领域，以下是举例。
金钱至上
古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对金钱权力的形象诠释。金钱权力的扩张源于商品逻辑的扩张，因为钱能买东西的逻辑背后必然提前蕴含着这个东西是可以出卖的，并准备好出卖了（即具有了交换价值而成为商品）。除了人类劳动的产品外，我们看到那些道德上不应该被出卖的东西也卷入了商品经济的逻辑。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为了获得对金钱权力的支配，“甘愿”首先让这种权力支配自己——马克思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不剩什么可以出卖的了，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而还有人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卖血、卖肾、卖身、卖子宫。商品逻辑正是在绝对贫困和谬误价值观的条件下扩张了。
这时我们发现，其实有钱是不能使人推磨的，必须先把人变成鬼才能推磨。不是什么有钱连鬼也能推磨况且人，而是推磨的从来都是鬼而不是人。
自由竞争
经济学按照理性构造物质利益分配的原则，设立商品自由竞争的黄金法则。而劳动力作为特殊的商品也概莫能外。为了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维持着庞大的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过剩的劳动力商品方便资本家灵活的控制生产规模，好让这些人口总是随他们的兴致游走于利润率最高的行业之间，并以极低的价格被挥霍 [13]——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被极度压缩，劳动时间被极度延长：它们被迫生活在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角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直至积劳成疾而死。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经济学的秘密：在利益分配的领域，从来是非理性而不是理性主导着，以消灭敌人为目的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4] 理性是罩在这一层非理性内核上的外衣，而自由竞争则表达了资本家抗拒公权力介入市场的愿望，却被精心包装成一个理性结论。事实上资本家的自由竞争维持市场公平公正也从来只是假象：每个资本家都独裁又反对被独裁。因而如果实力不允许，他们都是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民主斗士 [15]；一旦实力允许，他们垄断市场的野心便暴露无遗。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都得到运用以消灭他们的敌人。[16] 换言之，自由竞争并非维持公平公正的手段，恰恰是为了推翻公平公正所不得不采取的韬光养晦的手段。[17]
自由竞争并不如资产阶级所吹嘘的，带来精益求精、进步繁荣——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绝不会违背私有制本身，即这种自由绝非无产阶级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它绝非无产阶级自我发展的自由，而是资产阶级享乐的自由；它绝非无产阶级联合的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分化瓦解无产阶级，资本集团之间互相倾轧、帝国主义牺牲人民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市场、劳动力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修正主义粉墨登场的历史，都在揭露这些事实：它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穷兵黩武、贪赃枉法、偷梁换柱、欺世盗名、假公济私，它对生产力的破坏远远超过了贡献，它在推翻封建制度时信誓旦旦许诺的人权宣言仍未兑现。
物质刺激
打工人抱怨事多钱少的工作待遇总是自发朴素的。他们最直接的期待是提高工资，但往往局限于此。因而资本家发明物质刺激来回应他们的要求。
物质刺激的逻辑是用奖金、股权等各种物质形式刺激工人，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资本家不会大发善心的刺激所有人，那就相当于所有人都没有被刺激。这种刺激必然强化竞争——它总是有限且极不平衡的，目的在于激发工人之间的劳动竞赛，刺激他们的个人主义 [18]，把其他工人视为他们提高工资的障碍。当工人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后，物质刺激的门槛又会更加提高。只要工人总体工资的上涨小于剩余价值的增长，资本家的剥削实际就在加大，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19]。
为什么看似有利于工人的物质刺激反倒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呢？这是因为局限于提高工资的主张是单纯的“经济主义”，这种“经济主义”的反抗，自然容易被“经济主义”的手段招安。因其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即资本家支配工人的权力。不动摇这种权力，资本家就仍然主导着分配的规则：他今天可以提高工资，明天就可以降低工资；挑动工人阶级的内斗，将工人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中。如果工人阶级热衷于物质奖励的游戏，却忽视它所掩盖的真正的权力关系，那他就会陷入个人价值被货币粗暴的代表从而被肆意扭曲的资产阶级法权中。[20]
此外物质刺激也是金钱逻辑的延伸，它试图用物质粗暴的代表人的价值，它将主体任何高尚纯洁的目的贬低为金钱目的，而抹杀鲜活热忱的生命情感。[21]
应试教育
教育承载着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宏大目标。但教育部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生产部门，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部门。
马克思分析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工人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劳动技能，运用主观能动性生产产品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它能赋予所生产产品价值的能力。具体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可以是木匠做桌子的能力，铁匠打铁的能力，以及我们在社会分工中看见的种种劳动能力。这些劳动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后天的教育培养的。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为它注入使用价值的手段之一 [22]。
劳动能力的具体性，从一开始就要求教育总是建立在一些具体内容上。过去，农家子弟从小就跟随家长劳作，并在这过程中熟悉了各种农具的使用、掌握各项农业技能。工人学徒无偿为师傅帮手，并从中得到师傅的经验传授。教育原本是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召唤出规模空前的生产协作，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再适应于大工业的对大量熟练劳动力的需要。大工业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集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经验被借鉴到教育领域，于是以专职老师、标准课纲、固定作息、统一考评为特点的集中化的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应运而生。[23] 这种教育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上提倡人的个性发展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理念的教育，它仅仅是为了保证劳动力达到资本可以榨取的程度而已，而直至今日后者更多是有闲阶级的特权而往往与劳动者无缘。
集中教育将原本分散在各个具体生产部门中的预备劳动力剥离出来 [24]，使得过去具体的、面向生产实践的对劳动力的直接考核变得不可能。既然劳动力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于是那种用于检验商品合格的指标系统自然的也被贯彻到了这一特殊的生产领域，这便是我们看到的种种抽象的考试和评分标准。
这种教育制度俗称应试教育。它用分数这种抽象价值代替了对学生实践能力这种具体价值的评判——正如便于人们交换劳动产品而发明了交换价值作为公度一样，分数成为便于人们衡量学生能力的公度。在经年累月的驯化下，考试篡夺了实践 [25]，成为学生心目中不言而喻的终极目的。这种用抽象价值取代具体价值的逻辑恰恰是商品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商品的交换价值遮蔽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分数粗暴的掩盖了学生的具体能力；商品经济隐藏了具体的人类劳动与社会关系，而应试教育抹去了学生具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实践过程。因而学生无法对自己的具体实践能力有清楚的认知，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培养，从而失去对自我与他人的具体价值的判断。对他们而言考试是唯一的“实践”，而分数是唯一的反馈，他们借助分数这唯一的方式认识自己和别人的价值，并遵循着制度教导他们的——高分意味着优秀，低分意味着差劲这一简单粗暴的规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26]——而这一切不过是他们即将步入社会的预演：无非在那儿，分数换成了收入。[27] 在这种价值观下，学生的一切生动、丰富、具体的差异都被抹除，学生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标着分数的商品罢了。因而有些言论说，中国孩子过早的丧失了天真而变得老气横秋，其实是他们一方面尚未从封建的家长制度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过早的遭受了资本主义逻辑的驯化，从而发生了人格的异化。[28]
这种现代考试制度，不得不由人联想到古典中国的科举制度。不遑多言，科举制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招安、分化劳动群众的手段，许诺他们阶级跃迁的机会换取他们的顺从，并将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抗争意识转化为与被统治阶级同类的竞争意识。[29] 科举制是如何残害荼毒一代代封建知识分子的身心、耗费供养他们的劳动家庭的血汗，范进、孔乙己的故事大家想必已经十分熟悉，毋庸多言。简言之，它用巨大的功利将人们困于脱离生产的抽象教条，淡漠人们对阶级统治下劳动群众真实苦难的感受 [30]，摧残他们的身体、消磨他们的意志，扭曲他们的人格。
而现代教育制度，由于它的强制性，无非是在更广泛、更深重的残害学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遍的近视与体质差，辍学打工的农村青年、儿童 [31]，精神内耗的大学生 [32]，乃至吴谢宇、林森浩这类极端案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在何时认识到了应试教育带给他们的虚无，以及他们用何种方式否定了这种虚无抑或这种虚无用何种方式否定了他们。
尽管有人针对应试教育的这种弊端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可由于底层逻辑的延续，素质教育无非是将更多的考评项目纳入分数统计。这些考评项目往往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号，却仅仅是更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特权，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公。类似的，诸如减负、取消教培等等措施，无非是把原先明面上的竞争转移到了暗地里，为此每个家庭还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物质精神压力。
最后，我想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节。他不是第一个提出教育革命的人，但是第一个将教育革命理念普遍的付诸实践的人，这正应了他的那句：我历来是个教员。[33]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抽象生活
一旦我们习惯于借助分数等种种量化概念度量人乃至万事万物，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抽象而空洞。我们不再称赞人美丽、漂亮，不再需要动用种种曼妙的比喻，而笼统的归结为“颜值高”；我们不再夸赞人能干、聪明，而直呼“智商高”；我们不再表扬人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而只说“情商高”。仿佛一切都可以被量化，一切都浓缩为数目。[34]
它潜移默化的规训我们，接管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心安理得、不假思索的接受语焉不详的概念。用这些概念审视世界，我们的认识并未增进而是倒退 [35]，倒退到剥离具体特征的粗暴归纳。数字本由具体特征决定、依附于具体特征存在，现在却反过来规定了事物的面貌，掩盖了事物本身。
更不要说这些量化概念本身并不合理。使用数字看似出于“客观测量”的目的，以表明我们判断的“科学”与“准确”，结果却是这些结论背后根本不存在任何科学实验，甚至这些属性本身是否可以测量也未可知。它充其量只是用理性姿态传达的模糊的感性经验，而这种姿态麻痹着我们具体而微的感性经验，失去感性经验的支撑，理性经验只是空中楼阁。
于是我们看见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洗礼下，一边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一边却是扁平荒芜的心灵。
消费主义
浪费只有在物质资料超过占有者的需要时才会发生。自私有制社会出现以来，浪费就作为一种特权而在统治阶级中普遍存在着。他们宁愿浪费也绝不会让给有需要的人——因为这些资料服从主人绝对的支配，而占有和浪费本身是这种权力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借此占有全部生活资料，而无产阶级只能向资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资料的分配仍然并非出于消费者（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需要，而是出于占有者（即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浪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36]——因为资本家占有的生活资料的目的并非它们的使用价值（这是远远超出他们生活层面需要的），而是异化为占有它（潜在的）交换价值（即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37]，因而它绝不会在惜这些资料的使用价值。当这些资料的交换价值无法实现的时候——即资本循环无法回到货币形态，比方说为了实现交换价值的成本已经超出交换价值实现后的收入本身的时候，它的使用价值便自然而然的随着它的交换价值的消灭一同被抛弃。
封建时代的浪费还局限于统治阶级 [38]，被统治阶级不会更不可能浪费。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浪费竟被奉为一种美德，由统治阶级向普通人蔓延，这就是消费主义。在它的蛊惑下，过量消费取代了正常消费，超出个人消费能力而造成浪费。之所以推崇这种美德，正因为消费主义加速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从而加速资本的循环与增殖，符合资本主义的目的 [39]。于是原本蕴含于买卖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互实现的正常关系异化为了消费主义下的交换价值实现与使用价值消灭的关系。
消费主义的浪费与生产过剩的浪费有着根本不同：生产过剩的浪费是资本家的浪费，而消费主义的浪费则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浪费。区别正在于，前者没能完成资本循环，这将造成一批资本家破产；而后者完成并加速了资本循环（从而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资本家喜闻乐见的。因而且不说过量消费滋长人的欲望，它本身就在为虎作伥，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40] 同时，由于工人阶级总体的消费不足，部分工人的过量消费更加剧了另一些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匮乏，引发他们的生活危机。
符号价值
我们知道具体的物的使用价值由它的有用程度决定，若它作为商品则其交换价值由其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若试图探讨不具备这两种特征的物的价值，譬如知识、虚拟物品、文艺作品等等，我们就会遇到困难。我们不能否认人们需要它们，但它们的价值很难由生产过程度量：虚拟物品的生产几乎不需要成本，而知识和文艺作品的生产又参差不齐 [41]。于是这些物品的价值与实践脱钩而仅仅附着在人的认识上，它们因各人价值观的不同存在显著的差别，这就是符号价值。
除了在实体经济中榨取剩余价值，资本通过编造神话而直接收割群众心目中的符号价值完成增殖，似乎更为轻松容易。[42] 尤其在萧条时期，虚拟经济更为蓬勃发展。资本对符号价值的鼓吹改造着人们的价值观：传统的劳动者被鄙夷，而那些资本的宠儿——符号化的偶像名利双收。它不再让我们关注具体的实践，而仅仅生活在心目中的虚拟帝国。于是我们陷入到这样一个死循环：一个人越是脱离实践，越要用符号来构筑自身的价值；他越是追求这种符号，越是脱离实践，而价值越是被掩盖。这种符号越多，他的价值就越虚伪。[43]
两个阶级，一种命运
价值异化其实就是人的异化，无论我们的立场倾向于哪个阶级，我们都不能否认它同时作用在当今社会的两大阶级身上 [44]。它威胁着人作为人本身的存在。
首先是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由于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剥夺，他们的价值被低估。他们越是辛勤劳动，越是被剥夺，越是长久地因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感到委屈、痛苦与愤怒。[45]
其次是少数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无偿的剥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而没有对等的付出，他们失去了对劳动、对价值的基本概念，他们获得的越多，越失去获得感。这使他们无法满足。[46] 他们发展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恶趣 [47]，不断践踏道德底线，以刺激他们那日益麻木的感官。
对双方而言，劳动的价值都发生了扭曲——一方是回报不足付出，另一方是付出不足回报。劳动本应是价值被创造的唯一方式，如今却异化为价值被剥削的唯一方式。这就造成人们对劳动普遍的轻蔑与厌恶。而人一旦离开劳动这唯一创造价值的道路，就不免走向堕落、走向虚无。这便是我们看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与信仰危机。[48][49]
怎么办？
说了这么多，想必诸位已经认识到了人的价值，或者说认识到人的价值在反思以前，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异化。这种异化恰恰是在我们求索道路上遍布的荆棘，它使我们焦虑、痛苦、怀疑、欲哭无泪，欲问无言。它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任何探索价值的实践都不得不直接对抗这种异化。因而对抗这种异化的实践，就是使我们的价值恢复本来面貌的实践，就是我们认识自己价值的过程，是知行合一的。
其实我们早就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抗起这异化来了：我们叛逆以宣示独立、我们怀疑向来如此的正义、我们发展兴趣以反馈意义、我们恋爱在成就他人中而实现自己、我们挥洒青春的热情，探索平等的社会关系，反照出我们的价值。
可个人意识终归是社会意识的投射，而社会意识总要回归社会存在。不改变腐朽的社会关系，这些物质与精神上的异化便会源源不断的再生产出来，最终吞没原子化的个人。[50] 这是经典的抉择：要么改变社会，要么就被社会改变。不改造它，人类就无法得到最终的解放。若改造它，我们别无选择，被迫走出自己那方小小的桃花源，将我们的热情融入他人的热情中去，并汲取他人的热情为我们的热情 [51]，只有联合大家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社会。
可时过境迁，现实不允许我们像祖辈那样火热的联合——“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语言徒增苍白，实践由此展开。
后记
本文总结我四年以来见闻感悟，也尝试澄清从更早以前就埋植在头脑中的疑惑。于是它主要的是为了摆脱我个人的思想困境，如若能给诸位带来些许启发便不胜荣幸。
最后一并感谢阅读本文草稿、提出建议、探讨问题的朋友。
补充：在这篇文章的写作接近尾声时，我发现了王德峰的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这一课程，里面主要的介绍了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透露出的种种思想，成为它发动哲学革命的根源（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在上了几节课并正式阅读这本原著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上面所说的，在感性经验中存在着的种种模糊印象其实已经在这部手稿中有了详尽而清晰的表达。在此以前，我唯一读过的马克思原著只有《资本论》第一册，剩下的就是吃高中的老本和一些道听途说。我的经验再次说明了回到原著的重要性，不禁惭愧至极。（24 年小寒）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 ↩︎
烦恼即菩提。以无限心克无限欲。 ↩︎
我以为从古至今的圣人，道心是同一的（人本主义上即主张人的解放，认识论上主张求真务实），但他们的方法论却有区别，不会违背他们阶级立场。即绝对真理是超阶级而存在的，但对真理的具体反映即相对真理，却是受历史条件、阶级立场所转移的。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同时是争夺真理的运动，对真理的认识就在这争夺中一步步接近。 ↩︎
崇古者、原教旨主义者也许有自己通往真理的方式。但我想这并不适用于普通人。蕴含着同样精义的文本摆在你面前，自然选择最易消化、最能接受历史检验的那一本。 ↩︎
每个人不仅仅为了自己而生产，而为了别人的需要而生产，通过直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为着自己生活的目的寓于为着别人生活的目的之中，这里蕴含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的因素。 ↩︎
这种异化，造成了工人阶级对劳动的普遍厌恶——工人劳动并非因为他支配着他的劳动，发挥他改天换地的能动性，而是因为贫困和饥饿支配着他。 ↩︎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商人无一例外的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他们是宗教的禁条，是戏剧中的反派，是四民中的最低一等——他们富足却“卑微”。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发生，便是资产阶级——商人的衣钵传人、资本的新化身，为了将他们在上层建筑的地位校正到其在经济基础中占据的地位上去。 ↩︎
相当极端的例子是：某些城市儿童以为瓜果蔬菜是从超市中长出来的。 ↩︎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伴随着货币这一掩盖生产关系的物的消亡 ↩︎
而它本身也前所未有的从那意识形态的温情面纱中暴露出来 ↩︎
于是我们看到货币-商品-货币甚至货币-货币这两种链条发展起来，分别对应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变化。尤其是后者，尽管名义上仍需要一个潜在的、转瞬即逝的商品形式背书，实质上却越来越成为一种合法的赌博。 ↩︎
如唯生产力论 ↩︎
血汗工厂 ↩︎
否则它就不应该推导出同类相残的结论 ↩︎
正如所谓的大陆均衡政策一样 ↩︎
法律有两个功能：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的法理确认，以及统治集团之间利益的妥协。法律条文留下的漏洞就是妥协无法达成时的默契。 ↩︎
一如国家不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却又不得不采取的暂时而表面稳定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
小富即安、财富自由 ↩︎
泰勒的铁锹试验 ↩︎
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即便在那些曾经根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仍然存在，它附着在社会化大生产不可避免的官僚组织上，随时可能将他们变成新兴的资产阶级。 ↩︎
设想你和伴侣云雨过后，他拿出一沓钱递给你说，这是给你的奖励。你会作何感想？我想这不言而喻。 ↩︎
除此以外，吃饭睡觉等等恢复劳动力消耗的必要生命活动也是为劳动力重新注入使用价值的手段，只不过它们是补充劳动力的量，而教育是改造劳动力的质。 ↩︎
滥觞于普鲁士义务教育。“义务”首先是公民必须接受强制国家教育的义务。 ↩︎
这种剥离同时形成了这个时代独特而庞大的脱产者群体——即传统意义上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它深刻的淡化了脱产学生的阶级意识，淡化了学生对具体生产实践过程的认识，而执迷于抽象、空洞的规范标准。 ↩︎
“刷题”之“刷”很好的反映了这种伪装的实践在心中留不下半点痕迹。 ↩︎
本来知识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面对知识人人平等。如今诸如学霸学渣这一套形容词的发明，毫不掩饰这种残酷的等级逻辑。成绩好的俨然成为霸者，独占鲜花掌声，而成绩差的只能沦为渣滓，遭人唾弃。无论被强加这形容的学生是否本意如此，他们都已经多少屈从于这套话术——且不说每个人都想成为学霸，但每个人都害怕成为学渣——或者等价的，暴露自己的无知。殊不知，越是掩盖自己的无知，越是无知。就这样学习本身受到敌视，但这不能归咎于学习，而是寄生其上的等级观念。（这一点正如劳动受到鄙视的原因是寄生其上的压迫。）于是学生之间的正常交流总是隐含着胆怯，他们面对自己的疑问不首先感到困惑，而是感到羞耻和畏惧，他们总在无形中受到这套话语体系的压迫。无论学霸还是学渣，都在不经意间遭受捧杀与棒杀。 ↩︎
当然分数和收入是挂钩的：收入提高分数，分数巩固收入。可在绝对的收入面前，分数又变得一文不值。在分数与收入脱钩的现实背景下，应试教育不断向我们灌输的泡影被“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社论以一种冒犯所有人的方式二次刺破，上位者与它那乏走狗的故作深刻丑态毕露。他们卑劣而又孱弱的动机再也瞒不住知识化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具备红与专相结合的因素——尽管这种结合是在反面教员的毁人不倦中被迫实现的。 ↩︎
更有甚者诸如豫章书院、衡水中学之类的学校运用法西斯式的高压手段管理学生。 ↩︎
现在的时髦语，即内卷 ↩︎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
杀马特、鬼火少年 ↩︎
丧、咸鱼、空心病 ↩︎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和老师这组矛盾中，老师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异化。这正是因为评价老师劳动的指标恰恰也是学生的成绩。他们接受的理念是教书育人，现实中却不得不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这种理性与现实的背离也使他们遭受煎熬。我们还可以在具体社会关系中找到种种吃人者被吃的例子。 ↩︎
“看看演员王公游民盗贼的心电图” ↩︎
正如官僚看着工厂报表上的起伏数字，并不能了解工人的喜怒哀乐。 ↩︎
这是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在以前统治阶级对物质资料的占有从未出于它的交换价值，而纯粹为了满足个人贪欲。 ↩︎
这也是为何我们说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因为他们作为人对物质资料的生活需要已经让位于作为资本的增殖需要了。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同样的，商家刻意营造的产品迭代就是为了刺激消费从而加快再生产循环。更有甚者故意减损商品的使用寿命迫使消费者更新换代。 ↩︎
尽管消费主义一方面缓解了资本家的生产过剩危机，另一方面必然加剧工人阶级的负债，这是因为工人的工资总是与其生活资料的价值相当，而消费主义则要求他的消费超出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只能通过透支未来的工资来达到。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不足及“生产过剩”并没有消失只是推迟，并将以更严重的形势卷土重来。这就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精辟论断：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它们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
即缺乏社会化的性质：我们无法想象每个人都能付出相似的劳动写出一本类似《红楼梦》的名著出来 ↩︎
割韭菜、智商税 ↩︎
譬如勃列日涅夫这个自导自演的小丑 ↩︎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包括把统治阶级从扭曲人性的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从这点看共产主义是大慈悲。 ↩︎
社畜、人矿 ↩︎
修正主义干部子弟学校“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 ↩︎
暗网上的杀人游戏、爱泼斯坦的萝莉岛、韩国电影《燃烧》、熊北平熊紫平案等等。 ↩︎
而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则更深：它不仅具备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还有中国式的特色危机，即那反映到他们脑海中的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那从小受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历史教育与现实存在的牛鬼蛇神的强烈反差，共同汇成他们在无言与无奈中的奋力叹息。这种危机往往造成一些人从盲目拥护的一个极端完全地导向全盘反对的另一个极端——用网络黑话叫“神兔二象性”。 ↩︎
正如纯粹的经济学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纯粹的心理学也无法解决精神危机 ↩︎
骆驼祥子 ↩︎
大共同体的生活令人向往——这正如斯诺所记录的：“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集体中个人的贡献都不再值得标榜，因为那不是用来夸耀的资本，用以占据鄙视链中的高位，我们不再为消灭他人的努力而努力，不再靠贬损他人的价值而取得我们的价值。相反个人的价值已经在集体中得到实现，集体的发展正是对个人价值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