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劳动
在 1844 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语言与劳动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劳动一出现，语言就出现了。值得说明的是，此处的劳动和语言，都指的是社会劳动与社会语言，脱离社会去谈论私人劳动与私人语言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个体能脱离社会而存活，从而所谓纯粹的私人劳动与私人语言仅仅是一种思维的臆造而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毕竟人的一切属性都是社会性，一切事物的现实性都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个基本的主体。[1]
因此可以说明语言与劳动本是实践的一体两面：人类一面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一面通过语言改造主观世界。劳动不先于语言：语言是将有意识的存在物的意识维系在一起的存在，劳动对象在意识中的反映以语言的形式在意识之间传播，这必须借助语言的不在场性来克服劳动的在场性的限制，克服个体活动的限制形式，使个体活动具有社会劳动的意义。语言不先于劳动：语言的感觉材料直接源于劳动对象，这是由一切存在的物质性所规定的，语言也不能例外。因而，劳动与语言必然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
文字与阶级
共产党宣言最初的版本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后来的再版序中，这句表述修订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文字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换言之，在文字发明以前的史前史中，存在着一个无阶级的原始公社阶段。劳动和语言都历经了这个无阶级的最初阶段，而文字却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这是巧合吗？我们不禁要问：文字是阶级的产物吗？文字是阶级分工的产物吗？文字是剥削阶级的发明吗？是否只有当社会发展出阶级分工以后，文字才可能产生呢？
解答这些问题依赖于考古学的发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谁发明了文字 [2]，它最终都沦为剥削阶级的特权。文字是语言的派生，起初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克服言语随风消逝的局限性的记号。在社会分工极为原始的社会，一切劳动都必须依赖面对面的协作，此时根本无所谓语言的局限性。[3] 直到分工发展到非面对面的形式，这种语言的局限性才凸显出来。
那么什么样的分工普遍采取非面对面的形式，从而催生出文字呢？
文字与商业
文字史告诉我们，在西方，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发明的腓尼基字母是几乎所有字母文字系统的共祖。而在东方，也是商人发明了甲骨文。[4][5] 这暗示我们社会化的 [6] 交换（即商业）就是催生出文字的分工形式。
交换的前提是社会能经常性的产出剩余产品。各个生产单位 [7] 交换彼此的剩余产品互通有无。交换只有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进行，这就要求交换必须准确无误。直接的物物交换是最准确无误的，此时交换双方可以直接对比交换物。但直接的物物交换条件苛刻 [8]，在它无法实现时候，间接交换就成为了必要。我们知道，间接交换的需要创造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俗称为货币的东西。但单凭货币还无法保证间接交换的进行，因为货币仅仅是纯粹的量的符号，它本身无法表达与不同质的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交换关系包含量（一头牛换三头羊）与质（一头牛换三头羊）两方面的内容。这种交换关系，在直接交换中通过物物的直接对比自然呈现。但在间接交换中，由于交换物不同时在场，交换关系就势必转而寻求具有不在场性的语言形式来呈现。然而言语既不精确又易遗忘，那么语言就寻求物质化来呈现。此处发生了辩证运动：在场的物质——不在场的语言——不在场的物质化语言（或者语言化的物质），即文字。语言首先物质化为文字，而文字是语言物质化的第一种形式。
在场的物质同时具备量和质两种属性，二者均无法脱离其物质形式而存在。而间接交换不在场性的需要将二者分离开来，并分别赋予特殊的物质形式：货币是物质化的量，而文字则是物质化的质。货币和文字二者都有其物质形式，但二者都不是其物质形式本身（货币可以是贝壳也可以是金银，文字可以写在泥板上也可以写在纸草上），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化。如果说货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那么文字的发明可以说是同等重要的飞跃，甚至二者很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正如语言和劳动的关系一样。
随着交换的扩大（品种增加、环节增多），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即商人出现了。既然我们说商人是货币的人格化，而文字与交换活动的关系又如此密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商人是第一批掌握并熟练运用文字的人。这绝不是因为这些人拥有超凡的智慧，如同神话中创造文字的仓颉，而是他们在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分工带来的迫切需要造成的。最早的刻划符号在各个地理上相互隔绝的生产单位中产生；而商人作为其中生活范围最为宽广的一群人，是最有条件也最有需要吸收各个隔绝单元的原始文字并将他们发展为成熟系统的一群人：身披紫衣的腓尼基人简化了埃及圣书字，并将腓尼基字母传播到地中海沿岸，沿岸的各个民族又据此发展出各自的字母系统，最终繁衍出庞大的表音字母家族。
文字与精神生产
商人如何发明出甲骨文，尚未可知。也许和腓尼基人发明文字的历史相似，即应大规模交换活动的需要而生；也许另有原因，毕竟表音字母源于圣书字，是一种次生文字；而与圣书字同为象形的汉字 [9] 则是原生文字。发明原生文字的文明是否经过了另一条道路？
商人留下的龟甲兽骨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甲骨上刻下的种种卜辞，是商王或贵族请示上天 [10] 意见的媒介。如果暂且抛开占卜的宗教外壳，就卜辞内容而言，它记录了小到饮食起居大到战争祭祀的各种事情。由此可见商人的文字从一开始便与物质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11]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由奴隶阶级与统治奴隶的奴隶主阶级构成。尽管奴隶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但他们仅仅是作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力参与其中，奴隶的协同劳动必须在奴隶主的指挥下才能进行。阶级社会的分工使统治阶级从局限、繁重的体力劳动与匮乏的物质生活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12] 而指挥安排生产的需要，使他们比较能从更普遍的范围研究总结生产生活的一般知识。对定居的农耕民族而言，对生产的控制能力表现为颁布历法、制订农时。[13] 相应的关键知识即为原始天文学与原始数学，而它们所涉及的精确、复杂的推理演算若不借助物化的概念形式即文字就不可能进行。尽管商朝的天文学、数学文献未能传世，但从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流传下来的出土文献可知，这些掌握成熟天文学、数学的民族都无一例外的发明了用以记录这些知识的原生文字。[14]。
因此有理由相信，文字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需要，并以精神生产这种非面对面的分工形式为前提。
文字崇拜与私有
将行动计划事无巨细的禀报上天并揣摩上意是商朝统治阶级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宗教信仰——它反映的是自然以恐怖威严的面貌与人类相对立的历史阶段。
文字不仅仅参与了宗教占卜这一神圣活动，文字本身也神圣化了——这归结为短短的一句“昔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排除神话的夸张修辞，发明文字也确乎具有某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现实力量。通过将语言物质化，个人的思想乃至其本身的形象便以文字的形式获得不朽。[15][16] 不朽是一种神性，对任何民族而言 [17] 都是巨大的诱惑，而文字的发明让这个愿望似乎不再遥不可及，因而引发先民的赞叹与崇拜。神话将先民的感叹投射到神灵身上，说成是神灵本身的感叹。故与其说这神话反映了先民的鬼神崇拜，倒不如说它反映了先民借鬼神之口表达了对发明文字的这一创举的崇拜乃至对文字这造物本身的崇拜。
对文字的崇拜不免使我们联想到另一大造物崇拜——货币拜物教。又是货币！这并非巧合。但让我们先多费些口舌阐明货币拜物教的例子，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拜物教的辩证法，还在于货币与文字间的密切联系。货币的魔力源于货币兑换一切的能力，这能力源于我们对交换物的特殊需要，源于从种种特殊需要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即对交换媒介的普遍需要。这种普遍需要反过来控制着每个人的特殊需要。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道理。[18] 再具体来说，处在饥饿当中的我需要面包，然而我对面包的直接需要无法直接实现，我只能用货币从店主手中换来面包。因为我大概率无法满足店主的特殊需要，但我确信他一定需要货币。对货币的普遍需要是我们共同的感性意识，因而任何特殊需要都毫不例外的表达为对货币的普遍需要。于是乎对货币的普遍需要不言自明的先于直接的特殊需要，从而控制着特殊需要。既然无论什么特殊需要都服从于这种普遍需要，那么作为普遍需要的货币自然普遍的支配着具有特殊需要的每个个体——这就是货币拜物教。这里的辩证运动在于，每个人的特殊需要的抽象化造就了普遍需要，这种普遍需要物化为货币，而货币却支配了每个人。这就是人的外化、异化，在这里与每个个体对立的并不是什么非人的东西，它恰恰是其他个体需要的抽象形式。
让我们回到对文字崇拜的讨论上。与货币一样，长久以来文字也是一种”私产“[19]，它诞生于统治阶级，曾经也是统治阶级特权的象征。与货币不同的是，文字是一种物质化的非物质——就其对现实的作用而言是物质性的，但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物质性的，即作为其书写载体的物质的物质性并不会影响文字的物质性，因此文字天然无法被私有化——复制文字并不会破坏私有关系，或者说复制文字并不会剥夺谁对文字的占有。而文字这种不被占有性，是文字所有权解放的前提。历史上每一次文字所有权的重大解放（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知识的解放）见证了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例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反映出当时官师分离的潮流，破落的贵族职官脱离附庸于封建主的庇佑被抛向街头独自谋生，将原本深藏于统治阶级的知识传播于新兴市民阶层 [20]；再比如宗教改革，新教教士自主印刷圣经，将原本独属于天主教会的释经权下放给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中国为例，文字所有者的变迁、文字形态的变迁与社会生产力的变迁相当有规律性：
| 社会形态 | 文字形态 | 典型使用者身份 | 典型用途 | 传播范围 |
|---|---|---|---|---|
| 奴隶制 | 甲骨文 | 巫师 | 占卜 | 极小 |
| 分封制 | 金文、篆书 | 贵族 | 祭祀、礼仪 | 较小 |
| 官僚君主制 | 隶书、楷书 | 官僚、文人 | 行政文书 | 较大 |
| 民主制 | 简体字 | 所有人 | 一切场合 | 极大 |
在这个过程中，文字作为符号的装饰性逐渐让位于其实用性，文字本身的神秘性让位于文字内容的神秘性，因此对文字本身的崇拜也逐渐向文字所承载的内容转移，转变为对文字特定的排列组合方式或文字间性，即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即知识的崇拜 [21]。而文字本身的私有性，则在一次次社会变革中丧失殆尽，如今以知识产权的形式保留下来 [22]。
文字与大语言模型或通用人工智能
ChatGPT 的问世让某些乐观主义者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曙光。大语言模型支撑起这样的憧憬，不得不归功于文字。正如资本逻辑征服全世界，全世界普遍施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则让文字征服了每个人的头脑。这使得通用人工智能的通用得以借助这种“通用中介”而实现。古代的升斗小民不可能领略大语言模型的力量，因为目不识丁根本限制了他的交互。大语言模型之所以能够征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恰恰是因为在此之前文字已经将我们征服了一遍。正因如此，人类智慧得以一种普遍而统一的形式贮存，并以前所未有的体量生产出来，喂入大模型训练。
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仰仗于这样的事实：世界的普遍性完全的维系于这样的符号世界的统一性之中。谁掌握了统一的符号，谁就迈向了通用的智能。这种统一性正在悄然打破高筑的私有制壁垒——以盈利为目的的研发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公司为了扩大其利益，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拆除其他领域为盈利而构建的知识产权——媒体公司的新闻信息、画家的绘画、演员的表演、歌手的声音、明星的形象，过去排他的种种资料无一不被作为数据投入训练，从而可以一劳（一次买断）永逸（永久被复刻）的从大模型中生产出来。面对这海量而无偿的替代品，又有谁敢宣称那占据盈利地位之物的独一无二呢？
于是我们看到文字命运的重现，它走下神坛飞入寻常百姓家，只不过这一次是文字所承载的知识：各行各业的知识、数据——他们虽非实物，却记录了实物化的方法。这些知识不在别处，它就在文字本身的排布中，只要你公布文字，这些知识也就一并公布。过去需要专家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在大语言模型的加持下，用纯粹统计学规律就可以挖掘储存之。
于是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预言逐渐被印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落后生产关系的束缚，人工智能的通用性要求打破各行各业的技术壁垒。打破这一点的并不是什么外力，而是代表更普遍精神的资本正在吞噬怠惰的、废弛的资本。我们得以乐观的认为通用人工智能背后如影随行的幽灵：共产主义，或至少是它的先声——数据共产主义正在走向现实。
注
本文起笔于 24 年 4 月。此间听闻 Sam Altman 构思的某 AI 代币，联想到大语言模型背后的文字 token 与虚拟代币（token）之间的关系，又牵涉 AI 民主化的议题，遂有此文。可惜未能一股作气完成，增删近一年尚不能满意，且文思已断，又不忍已作部分，忝而上传，待有识之人共同探讨。
所谓的自然界是也只能是人化的自然界。 ↩︎
我充分怀疑文字是剥削阶级的发明，但我也只能怀疑。 ↩︎
新中国扫盲运动以前，有八成以上的全文盲。这反过来说明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即便在没有文字的状态下也能照常进行。 ↩︎
没错，商人这种职称源于商族是最早从事商业的一群人。 ↩︎
在当时，特定分工打上特定族群的烙印，诸如发明取火的燧人氏、建造巢穴的有巢氏、发展农耕的神农氏，经营商业的商人等等。 ↩︎
而非偶然的 ↩︎
因笔者对人类史了解有限，避免使用氏族、族群、国家等等术语，只是笼统的用生产单位来概括。至于这些生产单位是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是什么别的关系维系在一起，对这里将要说明的东西并不重要。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货币，此处不赘述。 ↩︎
根据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论》，称汉字为象形文字并不妥当。另外，成熟的埃及圣书字也早就告别了纯粹的象形，在使用中更接近表音字母，只是残留了象形的形式。文字虽起源于象形符号，但文字得以成为文字（即表意系统），正在于它能指代无法象形的抽象事物——也是非常有趣的辩证法，这里不赘述。 ↩︎
广义的上天，如鬼神与祖先。 ↩︎
甲骨文仅在甲骨上发现，而甲骨用于占卜的特殊性可能会使人误以为这种文字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宗教仪式。然而尚书中记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使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文字最常见的载体仍是以笔墨书写的竹简，只是这些竹简都腐烂不存了。而这些典册正是知识的载体。 ↩︎
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 ↩︎
尽管这种能力往往披上宗教的迷信外衣。 ↩︎
传说中商朝的《归藏易》就很可能是一部原始天文学、数学著作。 ↩︎
上古的诸多部落首领，如尧舜禹等等，这些字都是人形。这些文字不是他们的名字（传说禹的本名为姒文命），而是他们形象的直接描述。换言之不是用某些文字为他们命名，而是用他们的形象创造了对应的文字。后人专门为这些首领创造与其形象相对应的文字，他们便以这些文字的形式取得不朽。 ↩︎
此外还有一种习俗可以凸显这种神圣性：即避讳。人们相信一个人的名字和它本身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链接，因而指称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对它的真实身体产生某种影响。于是人们避免直接称呼神圣、高贵的人，以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主要是负面影响）。当然这里不仅仅是文字的神圣性，而是更一般的符号（例如语音）的神圣性。 ↩︎
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畏惧死亡而寻求长生的 ↩︎
人为财死，说的是货币对人的控制，即普遍需要对人的控制。而鸟为食亡则说的是食物这种特殊需要对动物的控制。再引申开来就是，因为动物的全部生命活动等同于维持自身存在的活动，它们没有超出维持生命活动的意识，就没有超出维持生命活动需要范围的需要，因而它们仅仅简单的受特殊需要的控制，是局限形式的控制，这里无所谓抽象化，也就无所谓外化与异化。 ↩︎
从青铜器上各种”王赐某某物“宣誓所有权的金文，各种账簿、契约的文字到”书中自有颜如玉（财产化的女性），书中自有黄金屋（财产）“之类的俗语，无不在揭示文字与私有制的密切联系。（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私有制宣誓、凭证用途的文字相较于作为其他用途的文字的比例极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至于实际占比我并无研究） ↩︎
例如所有儒家（掌管典章制度的人），道家创始人老子（守藏史）等等 ↩︎
对文字本身的崇拜则被美学化、艺术化了，比如书法、篆刻。 ↩︎
这种产权反而是在作为记录宗教教义、作为独占释经权的象征的文字被开放给资产阶级以后，为资产阶级再次独占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