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当是钱老疑惑的大意。我今天所要说明的，口气是很大，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分析这个问题。给出试探性的解释，其中综合人们的共识，同时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若要完整地解决这个问题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何为杰出人才？

我想杰出人才的划分必然密切地取决于他的成就。按今日的科学界的绩效考核氛围，大致是：

• 科学论文的发表量、引用量
• 科学论文在何种层次的期刊上发表
• 科学成果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 科学思想在理论中的地位
• 科学成果所获得的奖项以及这些奖项的层次

尽管科学事业是非功利的，但科学家的地位、待遇却是通通和功利挂钩的。因而杰出人才也便是和功利挂钩的。

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杰出人才是被这些功利决定的，相反是因为杰出才会有功利。我认为真正的杰出人才，必然是在理论的根基。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有所动摇有所颠覆并有所建树。而这样的人在整个科学史上寥寥无几，我举少数几例：

• 伽利略（实验科学奠基人）
• 经典牛顿（力学奠基人）
• 法拉第（经典电磁学开拓者）
• 麦克斯韦（经典电磁学集大成者）
• 爱因斯坦（相对论创始人）
• 玻尔（量子力学导师）

这些人属于顶级人物。我作适当解释：

伽利略：他具体的成果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他的思想，他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原本的求之于神（或人）转为求之于实践，打破了自柏拉图以来对经验科学的忽视。我们认为他的微不足道，正是他把他的观念根植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非他的贡献。他拨乱反正，重塑了后人最根本的世界观，属于“端正人们思想的人”。

至于牛顿，毋庸多言，是“开辟人们视野的人”，“引入新思想的人”。［我这样说，仅是强调最大的方面，所有上述者都涵盖了这些方面了］

法拉第则更有深意。众所周知，法拉第的数学基础很差，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伟业，甚至可能是他的优势。不懂精密的严格的数学，逼迫使他以更加显而易懂的方式介绍他的成果。他创造性地运用图形宣讲发现，这一点深刻地感动了麦克斯韦。麦称赞法的语言十分通俗近人，顿时激发了他对电磁学的浓厚兴趣并决心以更精确的语言表述之。因而法拉第用明了的语言帮助人们接触新思想，减少他们的困难，属于“帮助人们思想的人”。

麦克斯韦之所以称之为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所做的更多是整理前人的成果，进而做出新发现。思想从一开始必然是暗昧的、混沌的，幼稚的，如同杂乱的书柜，需要人们整理，使之系统化、结构化，符合人们的逻辑习惯，使之清晰明确，易于学习。因而麦克斯韦属于“整理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亦毋多言，他不仅引入了思想，更关键在于他是“颠覆思想的人”。

玻尔，是一位界内闻名界外无名的人。他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建立了哥本哈根学派，培养弟子并矢志不移的传播思想。他在科学界遭遇思想危机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重塑人们的信仰，属于“传播并挽救思想的人”。

评价一个杰出人物，我认为不仅仅在成果的归属上计较，而要放眼于他对科学史、思想史的影响，乃至人类社会中非科学家的普通大众的影响。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鄙视这些大众的言论，并看见他遭到了另一个人的反对。我非常赞同反对者的观点，他说大众是维持科学这一阶层的存在，科学阶层不反馈还倒把一耙岂非白眼狼？政治上讲统战，我觉得这也正适合科学，科学是大众的事业，科学家正要像经济那样先富帮带后富，对待无知如果采取放任而非帮助，那么有知者迟早断子绝孙，科学事业早晚葬送。

二、为什么是“新中国的教育”？

钱老提“新中国的教育”没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言下之意是其他地方其他时代培养出了杰出人才。对比而言，在经过了许多个教育周期后仍未能产生杰出人才的新中国的教育问题何在？

纵向来看，只有民国具有可比性，毕竟近代科学的发生不在中国，传播和教育在民国之前便更谈不上了。民国是乱世，同样是人才辈出之世，不仅仅在科学界，在各个领域都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杰出人才，都大大地超越了当下。我认为这是时代的伟业。自古乱世出英雄，中国有句古话：穷则变，变则通。在一个举世求变的风云年代，人的思想得到解放，行为便易打破陈规，锐意变革，成就著显。

我觉得民国人并不比今人更聪明，但他们心志必然更坚定更迫切。国家屈辱，人们心中必然怀着满腔热血矢志报国，因而治学便愈发严谨认真，只求学成报国。此外从客观上说，他们处在中西文明的交际线上，对内蒙古典文化熏陶，对外受先进西学武装，面对二者的交融，自然有更多的矛盾以及随之激起的更多启发。他们是华人大规模学习西学的第一梯队，所受世界观之颠覆最深，固然会有最多的感悟。而且对于中国学科史来说，他们都是属于先驱，属于国内填补空白的学科创立者，从无到有的事业在我看来比从有到优不知难上多少，如此他们的思想方法结合着中国的现实，必然是独创性、首创性的。从这样几点来说，民国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能成就众多的杰出人物是历史必然。

相比民国，新中国的学生少了迫切，少了困顿，少了追求，有了前人的劳动，他们不再那么热心。加之政治环境对学术的不利，以及随后为科学正名开不及时，又值逢改革开放物欲上升，心中真正有科学之心且有用武之地的人们少之又少，是原因之一。

INFO

此时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之历史一无所知，安知当时两大帝国夹击，情势危急并不弱于民国。而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工作者当务之急在于快速完成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故在基础研究上进展不大。

三

横向相比，和西方大国相比，我们缺的是什么？如果说缺条件。技术、资金，那么现在显然不是了。很少人注意到，我们缺的是思想与文化。

若说科学内容与文化、思想直接相关，那又是不实的。但科学的确与之有非常深层次的联系。从科学的发生上说，科学是科学家的智慧结晶。而科学家的思想土壤便是由其生活环境中的思想与文化肥沃而成。

我一直都认为，学习一门学科，学习这当中的思想成果必须回溯它的原因，即世界观与方法论，然后进一步回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成原因，即社会背景与思想文化氛围。从宏观层面俯瞰，从本质上推演，所得到的认识就会更有逻辑性，知识便更为深刻。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位奥地利籍的北大教授在北大传播拉丁文二十余载，终身未娶，致力于教学，但人们对拉丁文的态度始终冷淡，这位教授不由得发出感慨：“人们认为西方古典文化对现实没有太大帮助，然而中国的现代科学根基 90%来自于西方，虽然想到学习欧美，却极少有人想到要追根溯源，研究古希腊与古罗马，不学习知识的根源、概念的来历，要培养杰出人才当然很难。”

在这之前我心中产生了朦胧的类似想法，在看了雷利柏的话后，直接激发了我着手写这篇文字。

诚然，遑论中国，全世界的现代科学成果几乎都属于西方文明，若说有西方之外成果也是建立在西方的基础之上。我们常把科学比喻建筑，那么即便建筑师不是西方人，可是他所用的建筑材料、建筑工具、建筑方法、建筑思路、建筑风格无一例外的遵循了西方规则，因为这座塔原原本本地立在西方土地上，我们拨高它，不能无视它的底座而必定遵循已建成部分的惯例。所谓的“杰出人才”就是这项工程中的建筑师、总负责人。如果我们不熟谙建筑理念这些指导性的思想，我们充其量也只是个挑挑泥水刷刷涂料的小帮工。

我做这个比喻，正在于揭明以西方主导的现代科学思想与中国文化存在龃龉。因而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就是如上之言学习西方思想，更好地投入到建塔工程中。二就是依着原塔的功用，以全新的中国的特点还原一座新塔，便于中国人的建设。

方案二是十分大胆而有远见的。它把西式的塔通过思维重新的组织，映射为中国式的塔。这种“映射”的过程，说白了就是翻译，但它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在于思想的翻译。这样以集体的形式做了思想上的迁移，就免去大多数人重新学习的繁琐，而是藉着有了一定的参考，能把东西方思想放在同一个水平上看了。

我再做一个比喻，假使有一群人到你家坐客，口渴了要喝水。方案一便是这群人拿着水杯自己找水去盛，方案二便是主人提着水壶来为客人们倒上，但是这样主人的工作量会很大，但确确实实解了大家的渴。

这世上有两种先知：一种是普罗米修斯，另一种是林则徐。在我看来，为人接水的人应与凿井的人受到同等的尊重。

四、我们的氛围适合科研吗？

且将功利评级、伪学术放到一边吧，滥词初心不值废言。教师初心为了教书育人，却沦于职称竞争，科研人员们不正犯着同样的错么？他们年轻时人微言轻只好追名逐利，老大之后终于得到发言权却创造力尽失，可悲啊。如果每个领域都是如此，那么我们恐怕要问责于国家层面。

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讽刺的是前几天我便看到了一则纪录片，宣传中国高铁发展多么快速，施工多么快速，随后它揭示了原因，不是依靠技术，而是依靠工人专家全天无休全年无休，靠时间硬堆出来的。没错这确实有效。但这揭示了一个不那么端正的心态——工作比别人快着实可喜，但不必为快求快，更何况用笨方法。放大了说，这是中国国民的攀比心态。

就拿这奥运会来说，中国的金牌观一直是不端正的。且看和“金牌”相关的关键字：“力争”“誓保”“憾失”“痛失”.“力争”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誓保”“憾失”就不对了，这两个词的隐义就是金牌本为自己囊中之物，得了没那么高兴，失了反而更加伤心，那么夺金之乐反而变成夺金之累了。心态不好，成功便更难了。

金牌笑，银牌哭，这就是一个极端例子。这里的笑哭哪是运动员的心境，分明是那些起伏着的舆论强加于他的。我们习惯于惦念着金牌，而从未想过夺银的快乐，仿佛不是最好，便是屈就了。可是要知道，无银何来金？且对比美国与中国的奖牌榜，便会发现，美国不仅金牌多于我们，银牌与铜牌更是大大领先，所以，美国的奖牌再浮动，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金牌数有着来自银、铜牌的保证。这才是正确的金牌产生方式，是靠着充足的后备军堆出来的。据说牙买加有四万人练短跑，四万人中出一个博尔特，可中国始终只有一个刘翔。体育不是精英政治，巴西从未有过奥运金牌入账，可国民对足球的热情一直高涨。所以金牌的产生，也是遵循统计学规律的。

说得老远，你可以完全照着奥运会，把中国的科研类比一遍。说得简单些，就是让科研有更大的群众基础。

看看中国，我想群众基础最大的，除了衣食住行，恐怕就是娱乐了吧。再看看科研，真不知又要掉什么境地。

且不说中国大部分人对科研的偏见，认为科学家待遇差，地位低，如果连家长都孩子灌输这样的偏见的话，又有哪个孩子立志科学呢？

单就是钻研学术的后备力量，这些局内人——那些理工科的学生们，态度也不很端正。那些二三流的学生，好为人师，在知乎上班门弄斧，有这等心力，不如投放在论文上。更有甚者，如果把知乎奉作经典，整日泡在知乎上，又与整日玩游戏、网购何异？很早以前看见知乎上有位答主说：“题主若真想献身科学事业，就请退出知乎开始吧。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知乎仅仅是个社交工具，获得知识是其次，启迪智慧则更谈不上。

［捡来的知识与求来的知识份量是悬殊的］

做学问的，就应该潜心。古时候发牢骚的机会太少，因而读书人看书一贯而终，学问亦日精深，如今身边处处是麦克风，于是人不动就出来冒个泡，如此心怎踏实？

五、我们的培养方法适合科研吗？

一位学长让我提防大学所谓试验班——它的本质仍是填鸭式教学。中国有种很可笑的思维，就是国际教育提倡通识教育、素质教育，便不过往饲料盆里再加几味料，照填不误。对于填鸭式教育而言，自然有人适应，但却不是最优秀的。教育若失了因材施教这个理念，那么它就无视个人素质，仅仅是从统计性的人群挑出几个来，至于其余的，未得到发展还饱受对自己能力的怀疑，被当作“稂莠”弃去。如同筛子一般，只留下能过网眼的，其余一并弃去，殊知过眼的只是能过筛了，其余的人就毫不问不闻地淘汰了。说得难听些，这正是灭绝人性的。

这筛子具体是什么——便是应试。应试教育的最优解便是做题而非思考，正如夹缝中的草，被逼迫着沿着夹缝生长，可我们还常常称赞这草顽强坚忍，却从未考虑过它已畸形不堪的现实，我们称赞一个又一个高分的学生勤奋刻苦，却没发现他们已脱离经丧了思考、我们任务式的思维已经病入膏肓了，马克思所谓劳动是人自我提高的方式，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劳动就是辛苦、劳累，难道他们看不到快乐吗？不，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劳动是任务式的，唯有劳动是自发的直至自觉的，才能是自得的。

中国的任务式教育培养是牛马，驱牛马的人在之前已经饿死了，因为他们的策略不如牛马策略。换句话说，中国也不是没有杰出人才的苗子，只不过他们在襁褓中就被掐尖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注意，但他会劝你适应这个体系。可悲又可笑啊，这就好像是一只成猪在劝小猪别想着跑了，多吃点养肥点吧。如果我问屠宰场里什么样的猪最成功，答案许是不同。

也有人锐意改革，但希望不要是换个宰杀方式。

六、我们的组织方式适合科研吗？

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级的成果——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到最终竟因为无法确定出代表人物而落选。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竟然是一个“三无”科学家，这是莫大的讽刺啊——让外国人抢了我们的先表彰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呢？

前几天看见北京奥运的往事揭秘，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逢大事往往自己做不了主，而是全都听从上面指挥，他自己只是个“代理者”（傀儡）。

而且好的设计、方案成功了，都归功于“上面”指导有方。责于下，功于上，这样下来真正做事的人如何心服？

科研也是如此，我极为反对政治干涉科学，指导可以，但请别搅了局。政治家要想攀得最高，就必须俯得最低，尤其在科学家面前，更要学会低头，哪怕是力士脱靴的待遇也要给。要知道，政治家被人们记住，仅仅是名字罢了，因为他的其余都会被应着政治需要而改写，而科学家不仅会被历史记住，更会被自然记住。

都说中国人多力量大，权力集中办大事，这种体制下的弊端便是非均衡发展，出现断层。中国要造核弹，嗯，又快又好；要造卫星，又快又好；要造高铁，又快又好。但是一步步地，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方面有很多落在了别人后面，像文艺。像基础科学，为什么？因为这些不是花钱砸人使力气下去就能立竿见影的，而是不在乎人多钱少，是一点点用工夫磨出来的，是积淀，是深思。我们就是快事办多了，就唯快而论了。这种思维在中国的医疗上用经典的例子：滥用抗生素。我们滥用抗生素与浮躁的社会心态是不无关系的。结果还招来了对西医的歧见与抵制，殊不知国外西医的抗生素使用是多么严格，是中国人糟蹋了西医呀！我们传统的中医最讲究养生，养生的特点就是目光长远，从长计议，可为什么如今我们竟与祖宗的想法这么分歧，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呢？

七、科学发展的客观历程。

希尔伯特被称为最后一个数学全才。如何理解？我觉得这除了说希的才赋异禀以外，更强调了一点一现代数学盘综错杂，以后的人毕其一生只能掌握其中一小部分。

当创新所需的知识量大于个人学习的知识量后，才出现“杰出人”的可能性自然降低，而杰出人才则会逐渐被一个科研团体所取代，其杰出性会被分散，从而单个个人很难达到杰出人才的标准，哪怕整个团队已经符合了。

此外，严重依赖实验验证的基础物理，因为能量——财力的限制，导致理论难以向前，合适的要知道杰出人才的产生，不仅需要人，但最重要的还坎坷是天时地利，是历史经过地发展献出的宝贵契机。正如爱因斯坦的金苹果，如果这果一万年结一次，那么这中途的人就只能兴叹，甘当垫步石。［将毕生的心力化作历史的洪流冲破前进步的阻隔］

八、时代已变？

《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孔子说当时礼崩乐坏，欲从西周。老子言托上古太平治世。似乎每个时代总有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是最坏的时代，并幻想先古黄金时代。（神话也是如此）

关于科学有一种相似的言论：现在已不是 17 世纪、19 世纪与 20 世纪初了，这是对科学发展郁郁不振的无奈啊。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言论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稀缺，思想深邃的大师不如以前多了。相应的解释是：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堕落了，每个时代的精英比例是协调的，只不过我们时代的这些精英们都去了别的方向——金融、管理、商贸。

这种解释虽是温和的，但却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参与经济的人群热情极为高涨，而社会中的人员、资金等各种资源经分流向这个领域，我不得不说，商业化的社会是浮躁的，即便处在风暴中心的人物沉着冷静，但这风暴的大圈着实外围大众营造着浮躁的氛候，况且还有娱乐化的鼓躁。

因而人们置身于这风暴当中，怎能不受浮躁侵袭？这当如我前文所言，人的智力会下降，会陷入文明的黑洞。我想在这种氛围中，若要达到和“黄金时代”那些杰出人物的标准，恐怕阒无一人吧。

如此，钱学森之问便不是一个中国之问，而将成为一个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