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读《红星照耀中国》的双语版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英文版的某一段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恰巧此处又非常耐人寻味。

斯诺写道：

I often wondered about Mao's ow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ver the question of force, violence and the "necessity of killing." He had in his youth had strongly liberal and humanistic tendencie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could only have been made philosophically. Although he was peasant-born, he did not as a youth personally suffer much from oppression of the landlords, as did many Reds, and, although Marxism i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 I deduce that class hatred is for him probably fundamentally a mechanism to the bulwark of his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 basic impulse to action. There seemed to be nothing in him that might be called religious feeling; his judgments were reached, I believe, on the basis of reason and necessity. Because of this I think he has probably on the whole been a moderating influence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where life and death are concerned, It seemed to me that he tried to make his philosophy, the dialectics of "the long view", his criterion in any large course of action, and in that range of thought the preciousness of human life is only relative. This is distinctly unusual among Chinese leaders, who historically have always placed expediency above ethics.

译文如下：

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在对武力、暴力和“必要的杀戮”等问题上的看法。他年轻时，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最初是从哲学问题开始的。尽管他是农民出身，但他自己年轻时并未受过地主的太多压迫，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如此。此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根据我的推断，对他来说，阶级仇恨更多的是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并非出自本能的冲动。他的内心没有多少宗教情感。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他认定人类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在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他总体上发挥着一种制衡的影响。

Deepseek 的翻译如下（我做了相应改动）：

我时常思索毛泽东对于武力、暴力及“杀戮的必要性”这一问题的责任认知。他年轻时曾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而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只能通过哲学途径实现。尽管他出身农民家庭，但年少时并未像许多红军战士那样亲身遭受地主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核心，但我推断阶级仇恨于他而言更多是支撑其哲学体系的机制，而非行动的根本驱动力。在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任何可称为宗教情感的特质；我相信他的判断皆基于理性与必然性。正因如此，我认为在生死攸关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总体上发挥着相对温和的影响。在我看来，他始终试图以其哲学思想——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重大决策的准则，在这种思维维度下，生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种特质在中国领导人中尤为特殊，因为历史上中国统治者往往将权宜之计置于伦理道德之上。

首先的疑问是，斜体部分没有翻译出来，是译者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是否这种“人命宝贵的相对性”观点，有损于我们平日宣传的“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悲天悯人的印象？

这不禁使人想到另一个据传是斯大林的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则只是个数字”，再往后就要导向著名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之类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之辨。

这些言辞，常见于某些人道主义者的哀叹，他们试图声讨时代的无情，或者说他们要声讨那个时代背后的掌控者，他们要为这些为时代牺牲的普通人伸张正义，他们要做这时代的“良心”。即便他们不是什么宗教信徒，但也难以摆脱某种宗教式的情感：他们在等待审判日的到来，到时候一切正义都将被伸张，一切强权都将被打倒，而他们被打压的声音也在那一刻被解放，从此河清海晏。

可是，事情真的如此吗？历史是荒谬的，所谓的终极时刻并不存在。正义从来不会天然被伸张，正如善人未必有善报，恶人也未必遭恶报——如果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不会遗漏那么多吃人的恶棍，也不会寒了这么多英雄的心。

因此，若要伸张正义，只能通过人的实践。荒谬的是，所有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因而对这荒谬的反抗本身也逃不过荒谬的支配。比如 AB 团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怎么看待这些人的遭遇？抱歉，只有沉默，或者说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惯性，还无法去道德主义的看待历史的荒谬性以光明正大的宣传（又或者说这种宣传最终也并非代表某种绝对的正义，而是某些政治团体的所主张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正义并没有在宣扬它的那个团体所主张的正义的意义上得到伸张）——这些人的确冤屈，但历史是无情的，因此如果要追随历史，就不得不学会这种无情的观点，成为它的奴隶，因为如果止步于此，那就只能向历史的荒谬投降，成为它的俘虏乃至祭品——正如只有沉默者永远不会说错话，也只有无所事事者永远不会做错事，但沉默和无所事事连错都算不上——如果因为这种反抗也是荒谬的就取消反抗，而等待某种公正的审判降临，难道不更为荒谬吗？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若想真正反抗这种荒谬，只能告别那种完美无缺的道德主义观点（这种完美无暇也只能是想象性的）——这并非等于走向某种道德堕落的路，而是在关键的抉择时刻，牺牲个人在当时道德体系中的清白，更准确的说，是对抗既有的符号体系——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开辟一种新的可能性，并把这种选择导致的后果交给历史的回溯性来评判——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的宝贵的相对性”才是“正义的”，它超越了古代统治者强调道德的“仁政”立场，因为在那里，道德反而是用于维护旧有符号体系的工具、反而是堕落的，因为它成为权宜的工具，成为外儒内法的外壳。

早年的毛泽东也是人文主义者，这一点从他童年目睹、共情饥民的经历可以见得，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熏陶的早期马克思完全一致。可以说古今中外出现的任何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圣人”，都有人本主义的开端，即孟子所谓的“四端”，他们的思想首先受人际交往中的最朴素的感性认识所驱动。但是，仅仅停留于人本主义开端并不足以实现天下大同以救苍生的理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对众生之爱能够解开众生间纠缠不清的矛盾。历史决定了当你试图爱一群人、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势必要触犯另一群人的利益，而通过教化不足以消弭阶级间的生死存亡的矛盾，于是他们至少有两种面孔，面对朋友如春天温暖，面对敌人如冬天冷酷。这就违反了那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人“类”囊括所有的个人，可以用同一种爱去对待——现实矛盾早已把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此外，即便将这种爱限制于某一群人，也绝不可能以爱的名义阻止他们为寻求解放而作出的牺牲，因为从长期看，这种爱反而会害了他们——因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长期观点”的辩证法是正确的，这种长期观点正在于，真正的爱不是短视的庇护，而是培养、锻炼所爱之人，让他在斗争中得到自我解放，在斗争中他的收获远远超出了他的牺牲，因为作为人，传统人本主义道德最珍视的那种动物生命的延续，其价值是需要放在人类解放事业中重新衡量的，因此只能是相对的。

这项事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符号体系，在它的面前过往的人性论黯然失色。人性论的观点在于，人总在不断计算个人利益得失，为了自私自利相互倾轧，从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以至于在持有人性论的小资知识分子看来，他们要么觉得先烈的事迹是不可思议的，要么用革命的失败来回溯性的讽刺先烈的牺牲不过为他人做了嫁衣，从而论证人性的恶亘古不变。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符号系统的每一次革命都并非一蹴而就，旧有的符号系统总是顽固的，其代表正是他们自己。在他们口中，“党性”高于“人性”的先锋队是泯灭“人性”的恶魔，是不可理喻的。我们要说，他们说对了，先锋队必然是旧符号体系中的异端、恶魔，它的任务就是要泯灭那看似亘古不变的“人性”。泯灭“人性”，恰恰是要把人性贯彻到底，即人的唯一性质是“社会性”，又或者说是“符号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改变的人的“天性”，一切都是符号体系建构的，而把这种建构的本性包装为亘古不变的“天性”，正是旧符号秩序顽固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