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源于未知，因此真正的恐怖是不可名状的、前符号化的恐怖，可以说是一种荒芜的恐怖。

符号化是人的本能，正如我们要把实在界的痛苦归咎于符号界——小到小孩跌倒妈妈要象征性的踩两下地“都怪这地”，大到政治上的问责制度，“天灾”总是“人祸”，无论它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想象的人，实在界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被符号化、被认知为一个替罪羊，对它的怪罪乃至仇恨仿佛成了止痛药，使痛苦也不再为人注意了。

或者说，怪罪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仿佛抵消了痛苦，使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就是符号化的力量，符号化并没有使我们消除痛苦，只是吞并它。

但替罪羊的符号已经暴露了这种策略的失败，因为替身永远只是替身，即便替身为此去死，我们看到实在界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口并未痊愈，相反是替身一直在缝合那道伤疤。因此替身的去符号化恰恰是痛苦的去符号化，即实在化，即痛苦符号化的失败，这正是痛苦之所以为痛苦。

面对实在界的痛苦，人不应该去找什么替身，父母亲育儿时那种简单的归罪策略实在不怎么高明，它不仅教会了孩子归罪，还教会了孩子痛苦——孩子由此认知原来跌倒的痛苦是值得归罪的，于是跌倒被认知为一种痛苦。这完全是错误的移情——父母认为孩子跌倒是一种痛苦，可是孩子在父母这样认为以前对跌倒并没有任何先验认识，它只是父母认知的镜像。

如果我们坚持设定一个替身为我们的痛苦负责，我们就像那个赖在地上不起的孩子——等待父母为他踩地报仇，他根本忘记了现在最重要的事不是撒泼打滚，而是站起来走好他的路。

当我们惯性的夸大这个替身的罪责，要他背负我们生活全部痛苦的罪咎，我们的生活就会沦为朝向他的一种报复，从而失去自己的路。

至于政治层面，群众只想要个交代，而那个交代就是一颗祭旗的人头，有必要跳出这个幼稚的互动关系，否则就会陷入某种宿命论——因为我们总习惯杀头了事，而杀头就是最终的交代，这阻止我们再往下追问。杀头仿佛成了一种宿命，而宿命还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着下一颗用于祭旗的人头。这种怪圈的反面就是，上位者必须是绝对纯洁的，否则任何污点都会成为砍下他的理由。而政治人物又是最容易被污蔑的，因为他自古以来就是那个人间的替罪羊（受国不祥，为天下王）。因此我们看到对上位者的极端崇拜与各种赢学宣传，它本质上源于人类的这种政治传统，因为不这样宣传，就无法压制那种对纯洁性的怀疑，可越这样宣传也越容易引起怀疑，于是越要加倍宣传。

正如神圣性与禁忌性的短路，越神圣越使人想要僭越，越想要僭越而不得就越神圣。老天爷高高在上，但他随时都会成为一个失意之人咒骂的对象——“老天瞎了眼”，此时老天爷的崇高性就不复存在了，他被凡人拉下神坛，成了一个罪人，但他的崇高性也正在于此，因它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罪人，他是所有人的罪人，他的罪源于他的德，在于他未能忠实的履行他的全知全能之德，在于他没能明察秋毫、赏罚分明。（基督教把全知全能者和罪人的这层短路联系象征化为耶稣很好的诠释了出来）

总之，不要把实在界的痛苦归罪于谁，特别是不要把它归罪于你无辜的亲人、朋友。我们要直面那种荒芜的恐怖，我们可以同他们分享面对这种荒芜的无措、困惑。但显然有很多人错误的把自己内心的矛盾，把与实在界的紧张关系投射到一个替身身上，让它去扮演那个施加痛苦的暴君，把自己与实在界的紧张关系简化为自己与替身的对抗，但是没有谁能够承受住这种角色，因为它甚至不如老天爷全知全能，它也是一个与实在界处于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平凡人。你们的命运是共通的，所以少些无谓的攻讦，那只暴露出幼稚、推诿、不负责任，而那个被污蔑者才是最高尚的，因为它愿意负责，愿意负起那个本不应该由他独自背负的沉重责任（当仁不让），下下人有上上智，不仅有智而且智勇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