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人为什么会变得庸俗？变得比平庸更平庸。家里有娃的必看。
释读
场域论：1。世界、家园、地盘、襁褓、温室。安宁而无聊、天下太平。
本体论：4。百无聊赖、不相干、无事件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认识论：4。任性、不严肃。
批判
庸俗主义者的场域论上的秩序直接通向目的论，通到人的行为模式与人生的意义上。超级前反思的意识形态，不反思中的不反思，甚至可以叫反智主义。
庸俗主义在英语语境里面有个专门的词叫 philistinism。源于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在古希腊人眼中，腓力斯丁人是一群野蛮的外来民族，排斥艺术、文学、诗歌、哲学等各种反思性的科学。
庸俗主义缺乏二分化的思维模式。如果是之前的 1-4-X，起码还有认识论的维度，至少会把意识主动地朝向他自己的体验到的东西，还有体验和行动的二分。但是庸俗主义直接通到目的论，而且目的论上的行动往往就是享乐，好吃懒做。
庸俗主义不只是平庸，而是庸俗，是夸张的、懒惰的“傻乐”。在“如何享乐”的具体策略上分化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怎么才能过得更爽、更不反思、更不要感到心烦，是庸俗主义者思考的东西。
它们离家的时候会感到孤苦，在它们看来能让自己在安宁中尽情享乐的家园就是这个世界的模样，而一旦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就会想回到之前的状态，否则这个世界就“不正常”了。但其实对世界的理解不正常的是它们自己，它们把整个世界都当成自己小时候可以尽情撒野的地盘，一旦这种幻想被刺破，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心理主义在认识论上用“心理体验”做最后中心化的尝试，但目的论最终走到对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女性性”的抽象崇拜上。所以心理主义的目的论走到密契女性主义被完全消解掉了，但它还不是完全撤销防备的，在认识论上还是把内在心理作为中心化的机制。
但如果 1-4-3 不能围绕女性性建构一种力比多经济学的话，那么 1-4-3 认识论上的中心化策略就会彻底失败。有两种可能使一个人无法体验到神秘的女性性，其一是性压抑太严重、被男性共同体一直排挤，其二是母亲过度溺爱而始终处在他所幻想的“母性整体”中，即“妈宝”。
被家庭溺爱的人会错失神秘的女性性，导致它性化不完整，没有神秘之物支撑其内在心理学维度，它就不会去以一种心理学来思考别人和自己的心理活动。它无法构建这些问题意识，导致它的第一人称意识非常任性，但其实是直接被场域里面的秩序所支配的。
一般的小朋友都会害怕他父亲的沉默。但庸俗主义者的父亲没有形成这种沉默的权威，于是它不怕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只有真正的暴力（沉默的冷暴力的实现【即感受不到冷暴力，只有冷暴力实现为真正的暴力】）才能使它害怕。直接通过暴力而非沉默建构父性权威，只能支配它的肉体而不能支配它的心理，从而它的认识论环节无法建构，这对应着行为主义 1-1-4。行为主义的父亲一定会教导出庸俗主义的儿子。认识论虚无的人在教育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不懂得沟通，不懂得通过语言建构律令体系。他的孩子一方面任性，另一方面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满足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父亲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要求。父亲的脑海里或许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却无法用语言整合成清晰的概念或指令，因而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建构自己衡量评判事物真假、好坏的标准。
首先要有认识论上的真假的标准，其次才有目的论上好坏的标准。但目的论上的好坏的标准是庸俗主义的最后领地。尽管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完全屈从于场域论的整全秩序，但还有最后可以执拗追求的东西，就是选择自己究竟是要顺从（1-4-4-1）、叛逆（1-4-4-2）、调和顺从和叛逆（1-4-4-3）还是最后在目的论上放弃一切追求（1-4-4-4）。
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能变成庸俗主义者，庸俗主义并不是选择信仰它，而是人类神经系统的惯性。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随时动员自己的主体性，总是默认有一套背景性的秩序在运转着，除非面临重大抉择时你才会选择突破背景性的场域。
4 字头的人处于动员状态，它的场域论会不停飘荡。但人很难一直保持激进的否定状态。主体性从环境当中萌发，你可以觉察环境的不一致性并保持警惕，却不能始终保持高度紧绷。比如喝水还要保持警惕、在维持自己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时脑子还随时保持高度紧张，要批判性、解放性的反思喝水行为？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短暂地放弃思考本体论、认识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如果被这种姿态主导就会成为庸俗主义者。
为了避免成为庸俗主义者，我们要保持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反思。思考本体论就是对隐匿着的维度、暴力的维度的思考。人会本能的思考本体论，比如说把一杯水放在电脑机箱上面，那我会提防它倾倒烧坏机子。这种警惕、害怕就是思考本体论维度的基础特征，是一种本能。反之不思考本体论就没有基本的恐惧。面对认识论维度，承认自己的局限、偏见、取舍，注意自己的体验而不简单放过。
庸俗主义在律令体系秩序中幸存，却又无法被编入意识形态的分类学、无法进入真正的讨论，因为意识形态不征召、质询它。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人才能生产出他的主体性。质询是一种逼问，实际上就是要让主体交代自己哪里做错了。意识形态想规训他，但他找不到哪里做错了，主体性由此萌发（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阿尔都塞主义的结构要复杂得多）。人的主体性的萌生必须依赖于社会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渗透在打牌人的邻里乡间的各种说话、行为模式中，渗透在他看的电视、电影、报纸这些宣传媒介中，渗透到他的日用品的包装、他生活中所有被符号化的东西里面。但是这些东西不质询他，这意味着他在社会空间中除了生理需求意义上的生存之外（并非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欲望），意识形态体系对他没有更多的指望，没有把他抛到前线。所以他能安稳地生存在场域论的统一秩序之下，没有主体性。
例如一天到晚打牌就是庸俗的状态，因为玩家仅仅是这套游戏规则运转自身的载体，他不会思考这套规则背后的东西，这种规则对他而言只是空转。在某些侧面，比如在哲学上大部分人都是庸俗的，没有专题性地反思过这些东西。但庸俗只是一个侧面，没有人骨子里就是庸俗的，就算这个人在日常的几乎所有层面看起来都是庸俗的，在面对特定的人或事时还是会摆脱庸俗主义立场。比如说他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反思的自组织发生学机制都依靠母亲的溺爱，那么若他的母亲受辱，他立刻就不是 1-4-4 了。这时不仅仅是他的母亲受辱，而且是他自己的符号系统受到了大他者的侮辱，会在各个层面上组织起自我防御式的“战备状态”。
庸俗主义可以看成某种符号学的拟制，秩序不可能完全以一个去主体性的意识结构作为载体来空转。
1-4-4 是病理化的，和精神病（psychosis）很像，也就是没办法和符号系统拉开距离，比如 1-4-4-3 就是拉康所说的那种“疯子”（madman）。一个乞丐认为自己是国王并不算疯狂，只是一种误认或者压抑。但如果一个国王真正认为自己是国王、甚至还认为这整个符号系统都由他设定、创造的话，那才叫真的疯了。他没有办法和他自己所占据的符号学位置拉开距离，在目的论上通过中心化的机制沉降到了一个偏向于“自我”的维度上。
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地死命要求自己把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立场坚持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说你在主义主义体系里自我认同为 1-2-4-2，然后把它贯彻在生活中的每个环节，这实际就陷入了 1-4-4，因为主导你生活的秩序变成了主义主义这套体系，为了强行贴合它而实际上放弃了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把主义主义里面的 1-2-4-2 所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强行作为虚拟的符号学外壳套在意识结构上，内在掩盖着的正是这一行为本身所体现的庸俗主义。
主义主义是一个提纲、引子，引导如何思考问题。我没有给别人任何权利，也没有给别人任何义务，这只是方法或是一种建议。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建构、创造了的主体，这个机制使得主体臣服于意识形态（大他者），而臣服（subjection）的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主体化（subjectivitization）。主体化的缝合：主体化会使得主体把自己对大他者的臣服误认为一种自我主宰——我是我的主人。
这涉及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奴辨证法：认同的辩证法。是主奴辩证法其中的一个侧面。主人不仅仅需要这个奴才出让身体，还需要这个奴才在意识层面不把这种让出体验为不自由，而是把它体验为一种自由——虽然我的身体为主人卖命，但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心甘情愿地为主人充当身体，不在认同上屈从于主人，这样主人就实现了对奴隶的彻底控制。这就是意识形态质询的主奴辨证法。
主体的产生就是意识形态要求他臣服于自己的同时还告诉他如何背叛、逆反意识形态。它的目的就是让主体逆反，在质询的过程中就是让主体自己找到特定的答案，而非主动问问题，问题总是由意识形态发起。意识形态质询想要激起的最终答案就是“我不听你问的问题，我不回答！”这种预先设置好的逆反，表面上是一种“不臣服”，但实际它就是“臣服”本身。意识形态就通过这样的质询实现了主体的主体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1-4-4 的人是被纵容着去逆反。喜欢纵容孩子逆反的父母在管教活动中获得了一种快感，他们获得快感的途径不在于孩子变乖、变听话后易于管教，反而在于管教不听话、逆反自己的孩子的过程本身。孩子越叛逆就意味着自己管教的行为可以越多、越剧烈，管教行为本身便可以替自己带来无限的变态快感。或者说，这种父母之间没有爱欲，只能通过管教下一代的方式在管教活动当中获得异样的快感。虽然看上去好像孩子会逆反、会反抗，其实它恰恰陷入意识形态质询的机制中，他越是在父母的纵容之下按照特定方式逆反，他越是臣服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1-4-4 的人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们的自我的主人感特别强。他们这些人是永远不承认有人在支配他们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在反抗中长大的。当你狂傲的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庸俗。因为这种无拘无束、挣脱枷锁的感觉是意识形态支付给你的，它要求你以这种方式臣服。
齐泽克曾经举过一个经典的例子来阐述前现代父权制律令与现代父权制律令的差异：父母要让自己的孩子给奶奶过生，但孩子不愿意。前现代父权制律令会用言语命令和行为恐吓去控制孩子。而现代父权制律令体系会说：“那好，你今天不愿意的话就别去了，下次等你心情好了我们再去。”这看似“民主”、“宽容”的教育方式恰好切合了意识形态质询的主奴辩证法【这里怎样切合的意识形态质询？前面说意识形态质询故意激起设定的逆反，这里设定的逆反是什么？要我说，这里应该只是切合了主奴辩证法，即让孩子内化了自己不得不作出的屈服，即把屈服内化为主体化】，让孩子自以为之后答应父母是基于自己自由的选择【愿意或不愿意】，但实际上却臣服于意识形态，并把臣服的过程享受为一种行动上的认可【心情好了】，强迫孩子回溯性地取消它否定性的维度，让他心甘情愿、自以为自由地屈服于大他者。这会导致孩子产生倒错的快感。他实际屈服，却会在内心欺骗自己：我是乐意的、我是开心的……直到这种屈服本身让他觉得自在、自由，这样孩子就变得庸俗了。他在无脑地执行秩序的律令时会享受到一种主人般的自由感与快感。
1-4-4 会觉得自己随大流是自由选择：我好聪明、好会识别聪明人和精英的诡计。